中國打造的平臺TikTok則依然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假訊息來源，而且大眾對它並沒有清楚認知，尤其因為它是一個完全不透明的平臺。如果TikTok被用於形塑美國政治，或蒐集用戶資料，我們不會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
削弱資訊戰的威脅
現代獨裁者很認真看待資訊與思想。他們不僅深知控制本國輿論的重要，也明白影響世界各地言論風向的重要。因此他們花錢在電視媒體，花錢在地方和全國性報紙，也花錢買網軍。他們和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與商界領袖交好，藉此在當地擁有發聲喉舌，以及為他們說話的倡議者。他們合力在各種平臺擴散相同的陰謀論、相同的核心觀點。
冷戰結束後三十年來，美國與盟友一直以為他們不必參與資訊戰，以為優質資訊會以某種方式在「思想市場」的競爭中勝出。但思想市場並不存在，或者可以說，根本不存在自由的思想市場。事實上，有些思想是經由假訊息、認知戰、社群媒體公司的高額支出而強加擴散（這些社群媒體的演算法會推送煽動情緒與引起分化的內容），有些以類似方式宣傳俄羅斯或中國敘事的演算法也在推波助瀾。
打從最初在社會上看到俄羅斯的不實訊息以來，我們就幻想現有的傳播方式可以擊敗它，不必有任何特殊作為。但研究獨裁國家政治宣傳的專家當中，沒有人認為只要做事實查核就已足夠，就連迅速採取回應也不夠。等到那些不實說法被糾正時，謊言早已傳遍世界。我們的舊有模式從未體認到，其實有許多人很想看到那些不實資訊。他們深受陰謀論吸引，恐怕根本不會去找可靠的新聞來源。
我們可以展開反擊，先從認識我們面臨的洗白資訊大流行開始，並且盡可能揭露這些行徑。二○二三年，美國政府就已開始這麼做。美國國務院的全球參與中心整理了其他政府部門收集的情報與資訊，開始在俄羅斯一連串的資訊戰實際發生前就先行揭露。
自二○二二年以來一直領導該中心的魯賓（James Rubin）表示，這是一種「預先闢謠」的策略。全球參與中心揭露了一項在非洲散播健康相關假訊息的行動10，公開了參與其中的俄羅斯人姓名，並通知了受影響最深的幾個非洲國家的媒體。該中心還曝光了俄羅斯在拉丁美洲利用「新聞在場」等網站協同發動假訊息戰的計畫，並通知了西語媒體。
法國政府與多個歐盟機構一起揭露了RRN網站在法國和德國打造「域名仿冒」網絡。德國政府也揭發了另一項針對德語使用者的行動11，其中包括大約五萬個推特（X平臺）假帳號，這些帳號二○二三年底在一個月內發出超過一百萬則貼文，大都在暗示德國政府因為提供武器與援助給烏克蘭而忽視了德國人民。美、法、德政府都希望藉由事先指出這些認知戰的進行方式，至少先讓一部分人知道認知戰的存在。
當然，更深層的問題是：如果承載這些內容的社群平臺不是這麼容易被操控，這些認知戰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然而，要改革這些平臺牽連甚廣，涉及領域遠遠超出外交政策的範疇，即使只是要理性討論如何監管社群媒體，都會遭遇巨大阻力。這些平臺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公司，它們就像那些自洗錢受益的公司，都在進行反對變革的遊說。
許多政客，特別是極右翼政客也是如此，因為他們認為既有體制很容易操控。他們聯手阻止了一切建設性討論，儘管網路言論品質已經顯著惡化。馬斯克（Elon Musk）收購推特後，這個平臺迅速成為更強力極端主義、反猶太主義和親俄羅斯言論的擴大機。
中國打造的平臺TikTok則依然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假訊息來源，而且大眾對它並沒有清楚認知，尤其因為它是一個完全不透明的平臺。如果TikTok被用於形塑美國政治，或蒐集用戶資料，我們不會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同時，美國的極右派也把監管網路平臺的正當政治辯論變成關乎「禁令」和「言論自由」的辯論，並且攻擊那些試圖了解網路世界如何運作、探究其運作方式能否更加透明的學者與研究人員。
但資訊體系就像金融體系一樣，有許多法律、規則和規章作為基礎，這些都是可以改變的，只要我們的政治人物準備好做出改變，就能讓透明取代晦澀不清。我們應該要讓社群媒體平臺用戶能擁有自己的資料，能夠決定如何處理這些資料，也應該要讓他們能直接影響演算法，這些演算法可以決定他們看到哪些內容。
民主國家的立法者可以創造出技術上和法律上的工具，讓民眾擁有更多控制權和選擇權，或在企業的演算法推送恐怖行動相關內容時，追究這些企業的責任。應該要讓公民科學家能和這些平臺合作，以便更了解平臺造成的影響，就像以往公民科學家和食品業合作確保衛生狀況改善，或與石油公司合作防止環境破壞一樣。
就如同打擊盜賊統治，打造以證據為基礎的公眾輿論也需要更廣泛的國際聯合行動。美國與盟國必須相互合作，也和媒體公司合作，讓路透社、美聯社及其他可靠媒體取代新華社和RT，成為全球新聞的標準來源。政府必須和民間企業聯手，讓中國的節目與新聞內容不總是非洲或拉美最便宜的選擇。
任何民主國家的政府，都不應該以為支持民主法治是理所當然或不證自明。威權政體的敘事就是意在削弱民主法治的先天吸引力，把專制描述成穩定，把民主描述成亂象。支持民主的媒體、民間組織和政治人物都必須反駁這些說法，並提出論據證明本國和世界各地都應採行一套強調透明、問責和自由的體制。
要幫助獨裁國家的國民更能在全球脈絡下了解自己的政府，我們還可以採取另一種合作。如果俄羅斯、香港、委內瑞拉和伊朗的旅外僑民能互相擴大傳播彼此要傳達的訊息和想法，他們聯手產生的影響會比各自單打獨鬥更大。有些地方已嘗試過這種做法。
現已被禁的吉爾吉斯新聞機構Kloop多年來成功為中亞地區的獨立記者相互建立人脈，因此即使在那些非常封閉的國家，民眾也能更了解所在地區正在發生的事，包括俄羅斯企圖主導他們的資訊空間。幾個俄羅斯獨立網站如Meduza和Insider現在會將他們最好的調查報導譯為英文，讓世界各地更多受眾有機會接觸。獨裁世界的社運人士在各種公開與閉門會議上（如同我在維爾紐斯市郊參加的會議），已相互交流經驗、規劃共同策略，並教導彼此如何連上被封鎖的網站。如果有我們的支持，他們就能幫助彼此更有說服力地傳播更優質的資訊，而且他們也可以教導我們。
當今的獨裁者和二十世紀不同，難以輕易有效地實施審查制度。他們把重點放在擴大閱聽人，對他們灌輸不滿、仇恨、渴望高人一等的情緒，藉此爭取更多人支持他們的訊息。
我們必須學會和他們競爭，同時維護和發揚我們自己的價值觀。這意味著要打破只有獨裁者才利用強烈情感的專屬權，我們要透過閱聽人最關心的問題與他們建立連結。最重要的是讓大家明白，努力呈現真相能如何帶來改變。揭發腐敗的記者必須與律師和倡議制裁的人士合作，確保他們的調查結果能讓腐敗者受到懲罰。優質的資訊必須有助於帶來正面的改變。真相必須被看見，正義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