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社會矛盾的主要來源

 「小皇帝」和「喪」文化下的年輕人對於政治沒有興趣，反而方便了掌權的人，方便威權主義制度。不過這種遠離政治、拒絕加入共產黨的行為難道不是一樣暗藏風險嗎？中國年輕人能夠成為引爆社會危機的群體，反抗那個無法與他們溝通的政府？他們是否能夠組織社會力量，影響政治方向呢？

社會矛盾的主要來源

第一個來源是民眾對於政府不斷提高的期待。

在國家現代化、社會處於前所未有的轉型期時，如果政府沒有履行它的承諾，或者它的決策被部分社會群體認定為「不公平」，受到影響的社會群體將會比以往更快速、更直接地反應出來。黨國選擇對民眾整體控制放鬆，從而將精力集中在鎮壓異見人士的策略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正如我們所見，近年來「群體性事件」數量不斷上升，使得政權不得不更加專注於處理這些事件。

社會矛盾的第二個主要來源是加深的貧富差距。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達到零點三七（在一九八〇年代僅為零點三）。當然，比巴西（零點五三）或南非（零點六三）小。20但是，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富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持有國家財富的三分之一（美國是百分之四十二）。中國今日約有八十六萬人身價逾百萬美元，以及二千多人身價逾一億美元的富翁。此外，雖然貧窮人口數量正在快速下降，但中國仍然有一億八千萬，日平均收入低於五點五美元的貧窮人口（即年收入少於二千美元）。不過，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是近年來城市示威遊行和農村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嗎？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倘若一場經濟危機發生，中國部分社會群體不會將怒火撒向那些社會不平等的象徵群體（比如說富豪的住宅和汽車），甚至攻擊那些公開展露財富的腐敗官員，儘管習近平曾經嚴令禁止官員公開炫富。但是，我並不認為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這種暴亂會發生，因為這很難爭取到中國城市民眾的支持，尤其是體量巨大的中產階級（現在占人口約三分之一）。

正如其他正在現代化的國家，尤其在亞洲，中國的中產階級可能會選擇支持政權，擔任被部分政治學家稱為「穩定力量」（stabilizing force）的角色。這並不是說，中國的中產階級無法被動員，他們已經在捍衛自己的利益：他們在部分問題上要求政府讓步，比如反對在居住區附近建設有污染的工廠或者鐵路。但是，這些反抗將會持續透過和平手段完成，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合法的，而且中產階級會盡量避免將這些行動政治化。

第三個潛在矛盾的來源，也是我認為最嚴重的一個，是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國家迅速的城市化，尤其是從其實現的方式來看。在一九七八年，僅有百分之十八的中國人口為城市人口；而在今天，有百分之六十七（即十四億人口中的九億三千多萬人）的人口為城市人口，而在二〇三〇年這個數字將會達到百分之七十。

此外，中國的城市人口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所謂合法人口，即擁有「戶口」，可以享受城市提供的社會服務的群體；不過，這些服務也是分層的，根據他們資產水準的不同，他們會獲得不同層次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最低收入和退休金），而且不同城市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另一類人是移民工人，他們是所謂的「二等公民」，無權享受城市提供的大部分服務（比如他們的子女只能就讀於需要自費的私立學校）。當然，一些富有的城市也在逐漸將他們納入城市計畫，因為這些人前來城市的初衷就是為了提高生活水準，以及給予子女更好的未來，因此他們幾乎不會再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不過，那些第一類的「合法城市人口」因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損，常常會傾向於反對這些改革。

城市化的進程使得人口向城市區域集中，這也不可避免地會有利於不滿情緒和政治訴求的傳播，從而使得民眾與政權對峙的風險提升。27從整體上看，與歐洲和其他地區一樣，城市化的進程就意味著深層次的社會動盪，這在帶來進步與希望的同時，也會帶來失望甚至絕望。我們無法排除一個由移民工人和經濟發展中掉隊的群體發起的「窮人起義」可能性，但他們是否會有機會，像何清漣所述，推動政權的政治改革呢？正如何女士在其他書籍中所述，由於中產階級只會關注自己的利益，移民工人群體又孤立無援，中國城市居民的社會分層實際上是有助於政權穩定的；因此，任何試圖反對政權的動員和政治運動都有極大的困難。

農村的演變也是社會矛盾的潛在來源，卻經常被忽視。

不過，巨大的地區差異、碎片化的農村社會和大量的人口流失增大了分析的難度。即使政府為農產品價格和農業機械化提供補貼，微薄的土地收入、碎片化的土地面積（每片農田平均面積僅為零點六公頃）導致的高昂生產成本，仍迫使大量農村人口放棄農業生產，前往城市務工或者經商。官方資料顯示，二〇二三年中國農民平均年收入是三千零一十五美元，這遠低於城市平均收入（高於七千二百美元）和人均國民生產毛額（一萬三千美元）。這樣的條件使得農村人口中，只有少於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真正從事農業生產，而且還在減少與老化。要解決中國農民的持續貧困問題，必須透過土地集中化、機械化、多樣化種植和鼓勵一部分農民先富裕起來的手段。但是中共似乎總在猶豫是否要創造並承認一個新的「富農」群體，儘管在現實中它只能默許這個群體的存在。大量的土地被那些留下務農的農戶承包，但他們當中很多人已經放棄盈利微薄的糧食種植，糧食的產地開始向中國東北的大型農場集中。事實上，包括黃豆在內的部分糧食已經必須依靠進口來滿足。

中國的農村不公平等問題主要源於政府負債和地方菁英的「幫派化」。我不認為中國農村人口能夠成為引發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更遑論政治危機了。社會危機及其政治化的風險，仍然會主要來自城市地區。

最後，我們必須談一談社會代溝的問題。不斷改變的思想、興趣和行為方式引發了不同代際人群之間的溝通問題，也增加了年輕人與政權的溝通困難。當然，人口老齡化也是引發這一問題的成因之一。中國經歷了經濟的迅速發展，但是在二〇〇五年前一直嚴格執行計畫生育政策，養育了被父母和祖父母寵溺、過度保護、「過度教育」的一代人：他們往往缺乏自主性，在舒適的環境中長大，沉迷消費的他們很快成為電子產品、網路遊戲和社群網路的奴隸。這些「小皇帝」以自大、自我為中心和拒絕成長著稱，缺乏擔當和獨立。心理學家武志紅在他的一本暢銷書《巨嬰國》中寫道，他們會讓中國成為一個「巨嬰國」；這本書很快便遭到禁售。

中國的年輕人在獲得大學或大專的學歷之後發現，大多數最好的管理職位已經被填滿，多數大城市的房價高到令人望而生畏，大賺一筆的機會變得渺茫。他們大多是不關心政治的中產階級，只對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感興趣。此外，他們與老一代人相比，對工作的投入也更少，很多人已經發展出中國人稱之為「喪」的文化：他們對待生活態度不積極，缺乏動力；對於求職、購置房地產和致富不十分關心，整體上呈現出麻木的生活態度。

「小皇帝」和「喪」文化下的年輕人對於政治沒有興趣，反而方便了掌權的人，方便威權主義制度。不過這種遠離政治、拒絕加入共產黨的行為難道不是一樣暗藏風險嗎？中國年輕人能夠成為引爆社會危機的群體，反抗那個無法與他們溝通的政府？他們是否能夠組織社會力量，影響政治方向呢？

中國年輕人面臨很多嚴峻的社會問題，但是他們太過以自我為中心，這種原子化的傾向很難令他們形成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但是，變化的世界總是存在各種可能。二〇二二年底的白紙抗議強調變化的可能性。

在二〇一〇年前後，我們震驚地看到香港年輕人實現政治化，成為二〇一四年黃雨傘運動的主力，要求用真正民主的方式選舉特首和特區議會；在此之前的香港年輕人以癡迷消費和政治冷感著稱。同樣令人震驚的，是要求民主的香港年輕人在遭遇挫折的情況下，學習並傳播美國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公民不暴力和不服從運動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們必須馬上意識到兩地政治環境的區別：二〇二〇年以前的香港社會較為自由，而中國大陸是威權政治的環境。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權移交之前，北京政府承諾，未來的香港政府將會完全民主化，並讓香港人相信北京一定會兌現承諾。二〇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的暴力化，給北京一個藉口通過國安法，並取消香港的民主環境和半民主政治制度。後來香港運動放棄夏普的和平策略和方法，事實上是踏入一個陷阱。

目前中國的年輕人不要求、不指望任何政府的政治改革，但卻希望得到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和舒適的住宅；同樣地，政府目前很難滿足年輕人的這兩個訴求，卻告知年輕人國家一定會努力實現這兩個訴求。直到今日，在中國大陸沒有發生過任何形式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但我們可以期待未來或早或晚會產生這樣的行動。

與此同時，中國年輕人比香港人更民族主義。他們當中有富二代和官二代，而一部分人選擇出國留學（從一九七八到二〇二一年，計有八百萬人留學，六百萬人回國），但是卻未曾如預料一般接受民主價值觀，而是透過更加極端的方式捍衛自己的國家和政府，甚至走上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敵對的道路。此外，中國留學生數量眾多，對西方的大學（歐洲、北美和澳洲）的收入貢獻也愈來愈大，迫使這些大學進行自我審查，以迎合中國學生的意見。當然，不是所有大學都是這種情況，但群體輿論的壓力和大使館的監督，令保守思想在年輕人群體中扎根，也令他們更為分裂。

但是，年齡的代溝和僵化的體制制度，正迫使年輕人漸行漸遠。黨及其群眾組織「共青團」（二〇二四年人數為七千三百五十萬人，這在二〇一二年人數為九千萬人），也在不斷採取新方法試圖控制十四至二十八歲的年輕人，這也是習近平對胡錦濤時期政策的改革。為了這個目的，共青團的預算大規模削減，主要目標從培養中共未來的管理人員，調整為在意識型態和思想上培養年輕人。舉個例子，共青團也開設了「嗶哩嗶哩」（Bilibili）的帳號，這個被稱為「Ｂ站」的社群媒體，是中國的動漫、網路遊戲，特別是日本文化愛好者的影音分享網站。共青團不會直接批評這個網站傳播的日本漫畫，而是批評部分漫畫的思想有害。同時，共青團針對不同主題開展知識競賽。比如「如何抵制西方的思想殖民？」和「為什麼中國成功？」但是我們不禁質疑這種策略的有效性。

總之，只要中國年輕人保持目前政治冷感和以自我為中心的特徵，掌權者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不過，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他們也有可能有所變化，逐漸政治化，並因為缺乏話語權或者就某些社會問題向政府提出訴求。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現代城市的舒適環境中成長，有可能會成為抗議的主力軍，甚至作為反對政權的核心團體。在他們想要爭取的權利中，呼聲較高的是網際網路自由，以及訪問境外網站的自由。然而，大部分中國城市民眾並沒有選擇與年輕人並肩作戰，因此，只有可能是更年輕的一代人（二〇〇〇年後甚至是二〇一〇年後），找到一種在政治體系中表達、影響和存在的方式。

就目前來看，最能夠引起城市人口和政府關注的社會問題，是空氣和水污染、經濟轉型、老齡化（二〇二三年六十歲以上人口數量為三億人，達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二〇三五年將達到四十六億人，達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勞動力數量相對下降（到二〇五〇年將下降二百五十萬人）和針對勞動力市場變化的教育改革等問題。然而，在這些方面，政府的改革沒有絲毫起色，而民眾對政府的訴求和壓力不斷增加，黨國已經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在習近平就任以後，中央決定更加嚴格地執行威權治理制度。

總而言之，在中國，有兩個主要的社會群體能對政府施加壓力，實現政治化並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城市民眾和城市青年。他們的教育水準、國際化程度和對政府的要求都更高，因此有可能對政治變革施加影響。這兩個社會力量是否會被動員的關鍵在於政權和執政菁英。他們將根據自己的政治利益，選擇對社會群體的管理方式：是打壓，還是疏導，抑或培養利用。

摘《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買船出海

 中共有許多全球性和地區性組織負責聯絡協調海外中文媒體。其中之一是1998年在多倫多成立的「世界華文大眾傳播媒體協會」，有超過一百六十個會員。海外中文媒體除了參加海外的會議之外，也經常被官方的統戰機構邀請到中國參加活動，在中國接受「指導」並發表講話以證明效忠祖國。

中文媒體

在北京調度指揮之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中文媒體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只有少數值得注意的媒體例外。這種控制對黨至關重要。中共如果（現在還）說不動外國主流媒體，至少可以透過中文媒體發聲。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媒體也幫忙宣揚愛國活動，例如2016年示威抗議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的南海判決，以及中國學生抗議「反華言論」。媒體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統戰部也有部分責任。統戰部旗下有中國第二大官方通訊社中新社。中新社直接經營一些海外媒體（例如在澳洲），也和其他海外中文媒體合作。

過去二十年來，西方許多獨立媒體陸續被親北京商人收購。美國好幾家中文報紙都屬於「美國亞洲文化傳媒集團」，據說這是僑務辦公室在1990年設立的公司。愛國商人還設立好幾家新的媒體，都不許批評中共。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報導說，中共會派正式代表在墨爾本的電台，當扣應進來的聽眾偏離親北京觀點時就會下令切斷。

剩下的獨立媒體也面臨要聽命於黨的強大壓力。在這些獨立媒體下廣告的公司會被威脅不准進入中國市場，公司老闆也會被僑社冷眼相待。使領館有時還恐嚇要懲處媒體老闆和記者在中國的親人。

據報導，加拿大記者也被施壓要少批評中國政府，多宣揚中國政府的觀點。自由撰稿人馮志強說他以前的文章都可以刊登，現在卻屢屢被拒絕。 2019年，多倫多一名電台脫口秀主持人因為在節目中強硬質問親北京僑社領袖而被開除。這位主持人邱偉恒表示，他公開支持香港抗議群眾後，有人威脅要殺害他的家人、強暴他的女兒。電台經理路易莎．林回應說「保護言論自由是本公司的宗旨之一」，但這顯然不是最重要的宗旨。

中共有許多全球性和地區性組織負責聯絡協調海外中文媒體。其中之一是1998年在多倫多成立的「世界華文大眾傳播媒體協會」，有超過一百六十個會員。海外中文媒體除了參加海外的會議之外，也經常被官方的統戰機構邀請到中國參加活動，在中國接受「指導」並發表講話以證明效忠祖國。

在歐洲的同類組織是「歐洲華文傳媒協會」，成立於1997年，成員有超過六十個中文媒體。它的總部設在《歐洲時報》的巴黎辦公室，這是親中共的「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的主要刊物。《歐洲時報》從2011年開始在歐陸大幅擴張，如今在倫敦、維也納、法蘭克福、羅馬、伊斯坦堡和馬德里都發行不同的版本。它還透過旗下組織從事非新聞性的活動，例如在上述城市設有中國文化中心。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和中共各大官媒都有合作關係，但是《費加洛報》、法新社、《每日電訊報》、《世界報》、《法蘭克福匯報》也被列為合作夥伴。此外它還和法國、英國、德國、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的中國大使館有正式合作關係。

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的官網和網路社群都遵守中國法律。該網站的服務條款說明，使用者除了要遵守本身所在國的法律外，並且不得「從事危害國家（意思是中國）安全、洩露國家秘密的行為，不得侵犯國家、社會、集體的和公民的合法權益」。歐洲時報這種做法並非特例。義大利的「歐聯華文網」甚至提供連結，讓讀者向中國的網路警察舉報文章內容，做法和每一個在中國的新聞網站一樣。

《北歐時報》在2009年創刊於斯德哥爾摩，主辦者是北歐中國商會。它和專門針對海外華人的中新社是戰略合作夥伴。《北歐時報》社長何儒列席過廣西政協委員會的幾次會議，並且為中國媒體和北歐媒體簽訂交流協議牽線。《北歐時報》也曾接受多位中國媒體幹部的「業務指導」，探討如何把中國聲音傳達得更好、把中國故事講得更好。

西班牙的歐華傳媒集團是個很好的案例，可以看出海外中文媒體與統戰網絡的關係。歐華的名譽董事長王紹基是知名的西班牙華裔企業家，也是西中商會的執行主席。從他是全國政協的海外列席代表，可以看出中共對他極為重視。歐華傳媒集團和新華社、中新社及其他中共官媒有合作關係，也和各省的僑辦合作。

買船出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官員與分析家開始評估要買下財務吃緊的西方媒體，這個戰略稱為「買船出海」。據彭博新聞在2018年的報導，自2008年起，中國投資者花了近三十億美元在歐洲買媒體和廣告。例如，中資的澳門KNJ投資公司擁有葡萄牙「環球媒體集團」30%的股權，而環球媒體集團又擁有葡萄牙《每日新聞報》。有些媒體公司則被直接購併。開台於1993年的倫敦普羅派樂衛視有英國政府出資，在天空公司播放，2009年被中國的西京集團買下。此台的宗旨為「把世界帶向中國，把中國帶向世界。」

普羅派樂衛視雖然不是大電視台，但會協助舉辦級別較高的活動，例如「中國優秀影視劇英國展播季」，中國和英國政府都有派代表參加這個活動，其目標是促進與中國媒體公司的合作關係。同年〔2015年〕，普羅派樂衛視還舉辦中英媒體圓桌會議，中宣部副部長〔景俊海〕出席會議，慶祝「中英媒體黃金時期」的開展。

2014年，知名的美國商業雜誌《富比士》賣給了香港本匯鯨媒體投資公司，這家公司是任德章和台灣企業家謝偉琦所有。2017年，《富比士》停掉了安德斯．科爾的專欄，因為他寫了一篇文章談大亨陳啟宗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多麼有影響力。陳啟宗是亞洲協會的聯席主席，而亞洲協會不准民主派人士黃之鋒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致辭。根據科爾收到的電子郵件，是陳啟宗親自聯繫了《富比士》。

2015年末，阿里巴巴集團買下了知名的香港《南華早報》，這是中國民營公司首次買下英文大報。2018年又爆出，在中國備受尊崇的阿里巴巴執行長馬雲早就是中共黨員。阿里巴巴取消了《南華早報》的付費閱讀制度，讓全世界更容易讀到《南華早報》。西方媒體沒注意到的是，阿里巴巴還取消了頗受歡迎的中文網。雖然《南華早報》還是有高品質的新聞報導，但親中共的聲音在這個平台上越來越多。香港民主派人士只能嘆息這家獨立報紙已逝。

2018年，《南華早報》接受中國公安部安排，「獨家專訪」了被綁架的瑞典公民和香港書商桂民海，此舉備受批評。桂民海批評了瑞典政府，並說若如果瑞典繼續「挑起麻煩」，將考慮放棄瑞典國籍。雖然這種行為可以說不如央視及中國政府強迫認罪那麼惡劣，但在這種情況下做「專訪」，其實是違反新聞道德的。

摘_唐諾《求劍—年紀‧閱讀‧書寫》_剩多少個讀者你仍願意寫？

 我們這麼一回顧，問題可不就來了嗎？以小冊子和連續劇式小說為突破書籍數量的領頭羊，今天回想起來真感覺不祥，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兩種如今都已不再是書了，或確切的說，這兩種需求已從書的領域分離出去，改用其他負載形式來滿足，而且不會再回來了——後者是電視和電影，前者則是大眾傳媒（是的，仍包含電視）。

五百個讀者，以及這問題：剩多少個讀者你仍願意寫？

一八三五年，年輕的托克維爾交出他《民主在美國》上卷，這本偉大的書不是緩緩被人發現的，而是第一時間爆開來，在彼時的世界首都巴黎，並迅速捲向歐陸各國。依歷史所記述的那般熱火火光景來數字換算，有經驗的出版工作者會講，能夠堆出這種規模的驚動感、大地震撼感，以今天台灣這種size的社會，至少得上達二十萬冊的銷量才行，在中國大陸，則是一百萬冊以上。

《民主在美國》上卷，當時實際上賣了幾本呢？很奇妙——總共五百本而已。五百本的暢銷書？

五百本如今是什麼意思？今天我們會說，這是一個很淒涼的數字，一個雖未必得有人辭職謝罪，但總得好好檢討告誡一番的失敗數字，以及，一個說明這本書根本不能出版的數字。

兩百年前。世界變這麼多了？或，世界真的曾經是這樣嗎？

很明顯，人口數字的變動完全解釋不了如此巨大的落差。或我們乾脆以較恆定的空間大小來看，從巴黎這個點到整個法國再到大半個西歐包括懸浮於大洋之上的英倫三島，兩百年前和今天並沒兩樣，甚至，我們該理解為遠比今天「大」，因為交通配備和傳播工具遠比今天不發達不綿密的緣故。五百本書丟進這麼大一片土地上，應該接近於一粟之於滄海，按理說應該連個泡都冒不起來才是。

同樣是書、同樣是人、同樣是閱讀，要稍微妥善解開這奇妙現象，我們可能得乞援於化學。比方，一定大小空間裡要提高粒子的碰撞總數，取決於這兩者，一是增加粒子的數量，另一是提高粒子的運動能量（即熱量）。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斷言，當時人對書、對閱讀的心思必定是鄭重的、熱切的，必定有那種「不斷在人心和人心之間熱烈傳遞的東西」，這才克服了人和人的散落，克服了外在傳送配備的缺乏，克服了現實空間的道阻且長。只是，那得要熱切到何等程度才算？對《民主在美國》這樣層級不容易讀、不容易懂還不容易口語傳遞的書，對這樣一本冷書和一個冷人（托克維爾是我們所知最冷那一級的人，從心性到思維方式、思維成果）。

五百本書就完成熱銷、就撼動世界，這個不可思議的歷史事實，再一次（但以某個如此新鮮的視角），把我帶回到這些年我一直觀看、警覺、思省的老問題——一本書，究竟需要多少個讀者？以及，究竟能夠指望有多少個讀者？

需要多少個讀者？這指的是書的被閱讀下限。我不會浪漫的、或哀淒的說可以是零，我以為，書寫根本只是公共性的，即便在某種時代某種特殊時刻那種「澗戶寂無人紛紛自開落」的書寫、那種藏諸名山好像不想讓人看的書寫，仍期待著它的讀者，等待他日或許出現更合適讀它的讀者，這絕不是拒絕讀者，事實上只是更苛求讀者，帶著某種絕望心緒（遂也顯得對當下無比輕蔑）的試圖挑揀讀者。

漢娜．鄂蘭講的很對也很精彩（在她晚期的那本《人的條件》書裡），人的獨特性只在人所建構的人類世界才成立才顯現，這是原來數百萬年如長夜的生物世界沒有的，而公共性，正是人類世界的主要面向之一。

能夠有多少讀者？這指的則是書被閱讀的上限。我也不會樂呵呵的說可以不斷增加，書沒有這樣的彈性，書向上的彈性遠比一般人（尤其行銷人員）以為的要小，小多了。儘管，偌大世界並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理想的、密合無間的讀者，再好的閱讀者都有他不及和過之的參差成分，但每一本書仍有它一定數量的「正確」讀者，再多，就愈傾向於只是誤會了，只是增加經濟收益而已。

我自己不成比例的在意下限這一邊，因為下限關乎的才是「生／死」「有／沒有」的問題，決定了人的種種思維成果有沒有機會被看見被承接被保有？至於五萬、十萬、一百萬本的熱賣，我（依我出版和閱讀的經驗和記憶）總會自然的、逐步昇高的心生警覺，最通常的是，這不會是一本好到哪裡的書，因為要符合幾十萬上百萬人的公約數，書非得降低水平不可；要不，就是有些非關書的內容本身、非關閱讀的特殊因素加進來，勾起人們的好奇並蔚為某種「時尚」云云。對書寫者本人而言，讀者「錯誤」的期待和閱讀越過了恰當的、書的內容再無法承諾的界線，這其實不見得划算，尤其在當前這麼個消費者意識社會，不當的、超收的利益往往就是負債，要還的。不見得划算的也發生在書的本身，眾聲喧嘩中，首先被穿透的總是閱讀所必要的、彷彿由書自身所限定、所圍擁起來的沉靜小世界，閱讀很容易變得粗糙而且極浮躁，乃至於縮短了它的生命期，書提前死亡，提前「過時」（這是進入到時尚遊戲世界幾乎一定會感染上的傳染病）。

這裡順帶講一下，較之其他所有商品（藥物、食品、家電、汽車云云），我一直注意到書籍行銷極可能是最多、最嚴重涉及「廣告不實」的一種，包裝上（封面、腰帶）所顯示的往往和內容物差異最大。法律對此的寬容，很可能是，一方面來自於難以規範追究，另一面則是不忍心規範追究，把它移置到言論自由的莊嚴大價值的羽翼之下，這是書這個劣勢商品僅有的優勢。

如此兩百年，書以高倍數的、遠超出人口增加速度的數量成長，這是一個無可懷疑的亮堂堂進步過程，也是一個走向公正的過程。這麼說，不在於人口增加，而是逐漸的、「人人都可以閱讀了」，進步是障礙的一個一個克服，舉凡財富增長、識字率提高、勞動形式改善、社會意識及其結構趨於平等、生活閒暇增加，以及閱讀相關配備如照明、生活起居環境的進步（不必再去抓螢火蟲、不必等下雪、不必冒痴漢罪名去牆壁鑿洞）云云。確確實實的，每一種、一次進步，都又帶進來一大批原來不知道、沒能力、沒資格閱讀的人。

不少人知道，在這兩百年的閱讀歷史裡，有這麼一個辛酸但甜美的故事，那就是「廚房女傭開始讀小說」——地點是西歐尤其是這一波進步核心的英國，事情總是從那裡先發生的。豪門人家幫傭的女僕開始在夜間、在主人已進房酣睡時刻，躲一燈如豆的廚房也看起小說來，當然得犧牲點睡眠時間，也得拖著忙了一整天的疲憊身體。原來不知道、沒能力、沒資格閱讀的人進入閱讀，這個偷取了燈火和時間、在微弱光線下也興奮也忘情沉浸於某本小說的女傭，正是第一顆小石子，帶出來一批一批全新的讀者，從而改變了書和出版的形貌，包括數量增加，售價下跌。日後（一九三五年）英國企鵝出版社著名的「六便士小說」（平裝本、口袋大小）便是承接了這個，從概念到形式。

為什麼是廚房女傭呢？其實事情不是由女傭而是由她的女主人開始的。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歐上流階層人家女主人，極可能就是彼時全世界最沒事做最無聊的人，不方便出門，家事包括養小孩教小孩又全由僕傭包辦，偷情也不是人人、天天能做的，讀讀小說遂成為她們每天生活的主要排遣之一。只是女主人類量有限，不足以單獨拉動書和出版的改變，而且她們本來就有資格有能力，不必書和出版做出改變配合，這一切遂得等到女傭的源源加入。

又為什麼不是其他下階層勞動者呢？因為女傭有著彼時其他形式勞動者難以獲致的閱讀必要條件，或說機會——像是，她接觸得到書（當時書十分昂貴，「一本小說的價錢相當於一個家庭一到兩星期的生活費」，換算為今天台北市，約為驚人的兩萬到五萬元左右），也方便有照明（當時蠟燭也是奢侈品，整個世界夜裡昏黑一片），還有，銜接著主人世界的閱讀氛圍、好奇和想像，在實際打開一本小說之前，她總先聽到一些談論，包括東一塊西一塊的破碎情節，直到今天，我們的閱讀不也都是這樣開始的？

相對的，很長一段時日，人們（包括上階層人士和勞動者自己）普遍認定書對勞動者、對窮人是有害的，占用時間，浪費金錢，還徒亂人心。

如此兩百年，便是由這個卑微但更美麗的閱讀畫面開始（至少我們很樂意這麼相信）。

書的數量突破因此不是全面的、齊頭並進的。大體上，經由兩種書帶頭拉起來，一是小冊子，尖利的對準某一現實熱議題，用來攻擊社會鼓動世界乃至於召喚革命云云，其數量可以一下子衝很高，十八世紀就不乏有萬冊以上的銷售紀錄（如斯威夫特的《街頭巷尾》或普萊斯的《論公民自由的本質》）；另一類則是小說，像狄更斯那樣恩怨情仇的大部頭小說，我們可部分的想成是提前出現的電視連續劇，也正是這部分讓它可以從百到萬的吸來新讀者（這也一併說明了，何以狄更斯總是用那麼重、重到狗血程度的字詞和情節）。事實上，彼時小說的發表和出版也往往是連續劇形態的，會先連載於較廉價、容易取得的報紙上，並採分冊出版的方式，比方《湯姆．瓊斯》一書的散裝本就拆成六冊（這也是分期付款，方便於沒辦法一次拿出那麼多錢的人）。台灣最後一種類似的拆冊出版之書是武俠小說，動輒拆到三、四十冊，一直延續到我讀國、高中時為止。

我們這麼一回顧，問題可不就來了嗎？以小冊子和連續劇式小說為突破書籍數量的領頭羊，今天回想起來真感覺不祥，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兩種如今都已不再是書了，或確切的說，這兩種需求已從書的領域分離出去，改用其他負載形式來滿足，而且不會再回來了——後者是電視和電影，前者則是大眾傳媒（是的，仍包含電視）。當然，載體不同會改變內容，比方由仍有相當厚度的小冊子轉換為雜誌、報紙和電視新聞及其評論，很顯然，兩百年後我們對現實議題的思索談論方式反而「輕薄」了，變成某種三分鐘式的東西，變成某種只需淺淺一層刮起的東西，從事件本身到我們的理知和情感，過多的準備和投注用不上也「不划算」。這再次證實，書原來是太籠統太厚重之物，挾帶著太多人並不需要的東西，其實並非能一整個穿越過大眾化數量的窄門。

不祥在於，也許有太多的書不該跟著走上這道數量增長之路。

數量大幅度增加，價格下跌到幾乎人人買得起，並持續普及向世界每個角落，閱讀變得平等，而且自由（經濟問題一直是自由最沉重的一個障礙，也是人從生物世界進到人類世界的關鍵）。這裡，也許自由比平等更好更富潛力，平等比較是個道德目標，它完成了也就結束了，但自由是一種全面性的掙脫，開向未來，包藏著也激發著各種可能，各種我們還不知道、未擁有的東西和其天地，它好得沒完沒了。總之，這是兩百年前人們夢都難以夢想的事，在所有可知的進步事物，書的如此展開可能是最光朗、最沒不良副作用的一種進步，光朗到幾乎不見一絲陰影——但真的完全沒有嗎？

這麼來看，價格和數量，正常或者說長時間來說，會呈現（或說逐漸調整成為）某種反比、交換關係，兩者的乘積大致上是一個常數，隨現實不斷微調的一個常數，也就是成本再加上利潤。其中，較可削減也隨著競爭下調的是利潤這部分，必要時可以歸零（當然是不得已的），讓這個常數就直接是成本，見底了，再往下就是我們所說殺頭生意都比它可能存在的賠錢生意。

這兩百年，數量和價格的交換消長，係由數量這一側所拉動，這是有資本主義產銷邏輯的。也因此，書的這一趟進步擴張之路同時也是一道不歸路，幾乎是單向的，已撐開來的數量形成新的生產規格、生產條件，把所有的書劃一的納入，從而書價持續下跌（實質的、對比於生活指數的），幾乎完全失去上調的彈性；也就是說，數量成為關鍵，成為終極判準，不只小冊子不只連續劇恩怨情仇小說，而是每一種每一本書都得服從這個數量要求，我們所說「書究竟需要多少個讀者」這個原本參差不齊的下限問題，變得簡單、生硬、一致，而且巨大迫人。這個問題已不再由書自身、由寫它的人來回答（沒資格回答），每一種書都得開始尋求它原來沒有的、不該屬於它的讀者才成立。

問題是書這個很麻煩的東西，大概就是我們舉目可見最難純粹商品化的東西了，一致性和書寫是扞格的、違逆初衷的，人類世界有多凌亂複雜多樣，書就有多少種內容和面貌，除了最終的裝幀形式，一本書和另一本書可以完全不相干不視為同類，從內容到讀它的人沒一絲一毫重疊。書因此不具備相同的、相近的數量上調彈性這理所當然。比較要命的是，這裡大致有個通則，那就是內容愈扎實愈深刻的書其數量上調彈性愈小，理由是這對讀者的要求愈多愈苛厲，也愈難借助時尚性的驟起暴風輕盈飛起來，在沒大事情發生、沒大災變大動亂逼迫，以至於人無需多想的平穩社會尤其如此（比方台灣這近半個世紀），太多書免費送給人家看都沒人要，也就是價格壓低到零都刺激不起需求，湊不到足夠數量出來。今天回看，我們這樣的推斷應該很合理、很接近事實真相的——在這趟書的進步擴張之路上，不覺不察中，不斷有書跟不上來了、半途脫隊了、消亡了；還有，一些書甚至還沒寫還在意念階段就夭折了、知難而退了，仿卡爾維諾的聰明話語來說是，那些「原來可以有卻終歸沒被寫出來的書」。這必定是一直發生的，並沒有多少人會做徒勞無功的事，也不能這麼要求人。

這一書的掉隊、夭折效應，很長一段被幾乎完完全全的覆蓋住了（可不只是抵銷了而已），畢竟這一波浪潮太全面太巨大也太光亮了，從個人到世界，一切都是打開的、增加的，書的種類品項絕對可以用繁花盛開來形容。但這個效應始終是存在的、潛行的，這有更堅實更持久的基本邏輯和基本人性，只等潮水退去，只等水落石出。

這兩百年，我們也可以這麼描述它——進步擴張源自於書、閱讀障礙一一克服，非常成功，成功到今天已幾乎一無障礙了，再沒什麼攔阻在人和書之間，人拿得出買書的錢了（不就幾百塊錢台幣？更何況還有公共的、免費的圖書館閒置著），擠得出時間了（一天一到兩小時已經是很棒的閱讀者了），而且誰家沒照明沒電燈呢（要不，走到外頭街燈下、公園裡，比昔日那種鑿牆壁偷人家燈光或借助微弱傷眼的雪光反射要方便舒適太多了）？以目前台灣社會的景況來說，這幾乎是所有人無一例外的基本事實，人若感覺還有障礙，不過是人不覺得需要閱讀，把它排到生活安排選擇的末端而已。障礙的成功克服，也就意味著這一波數量擴張停住了，無可躲閃的呈現人和書關係的直接事實真相，不再是人能不能夠閱讀，而是人究竟要不要、想不想閱讀。閱讀人數的漲落進退，再說有新的、「外來的」閱讀處女人口一整批倒進來，那些好像可讓閱讀更舒適更方便的工具、配備改良也不再有什麼助益有何意義（但這仍是我們的慣性迷思，或說某些精明的商人一直在利用此一迷思），所以說潮水退去，閱讀的真相畢露。

書寫這一側，究竟有沒有一種新的形式幫我們捕捉、存留這些不斷脫隊掉落的書呢？比方如昔日起居注也似的臉書什麼的？——書寫不是情緒的抒發，不是不揀不擇，不是玩那種朝花夕拾、比打字速度誰快的遊戲。寫一本書是一個確確實實的工作，人把自己浸泡進去，專注於足夠長的時間之中，幾個月，幾年，即使捕捉的、試圖存留的是短瞬如春花如朝露的東西也得如此，在書寫中，它一樣得「長成」比第一印象更飽滿、更富內容才夠資格被書寫，否則皆只是昆德拉所說「只配被遺忘的東西」；它轉成了記憶，轉成了隨身攜帶的東西，轉成了人心裡持續發著光、依依不捨或趕它不走的某個形象，苛求你得想辦法找到一種最恰當的、明顯超出你此時此際所知所會的方式和話語寫出來。書寫因此不是、也不可以是單純的記錄和描寫（這是自然主義的謬誤），書寫是世界再加上人自己，或更確切的說，世界起了個頭，但在書寫進行之中，時光流逝，世界往往已經走過去了、遺忘了、連痕跡都拭去了，只剩人記得。書寫因此只進行於人心之中，並一再的、一次比一次深入一些的折返人自己，所以書寫同時也是人鄭重的、持續時間最久的、累積的自省，超越了平常的、每天重新來過的那個、那一層自己。寫一本書和寫日記、寫臉書文字因此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兩件事，也無法替代（妨礙和破壞倒是有，成為一種壞習慣）。書寫者屢屢有這一經驗，被某個特殊的、戲劇性的心緒抓住所瞬間寫出來的東西是極不可靠的、危險的、日後一想到就噁心一身冷汗的，它包含了還誇大了太多不配被寫下、記住的無意義成分、莽撞錯誤成分和虛假作態成分，那些在真正書寫時輕易可過濾掉的東西，所以太多太多書寫者如此忠告我們，前一晚激動寫的東西，第二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扔垃圾桶去。

但是，要如何湊足原來沒有的、不屬於你所有的讀者數量好符合資本主義的生產要求呢？這真的是個難題，而且有愈來愈難的趨向，不只是因為再沒有一整塊一整塊的新讀者可開發而已，還有，人心緩緩變了，人和書的關係變了，其間某種榮光不再——相當相當漫長一段時日，這個問題被隱藏於、也相當程度消解於進步的耀眼榮光裡，如某種庇蔭。人置身在進步的浪潮之中，會生出對未來、對未知、對不可企及事物的極大善意，也往往樂於嘗試，因此，讀者的大量增加，不會只限定於熱度較高的小冊子和大連續劇小說，有一定比例會「溢」出來，旁及各種書包括那些他們其實不願讀、不能讀的書，我稱之為「嘗試的」和「錯誤的」這兩組讀者。但波赫士講得很對，所有的詭計最終都會被揭穿，進步的源源榮光還是用得完，在此一進步意識不斷被懷疑、已成強弩之末的今天，閱讀的真相畢露，那些帶嘗試善念而來的讀者或會弄假成真留下一小部分，但更多的、以及那些純粹誤解的則只會恍然離開，隨風來隨風去。

只是，這樣並非繞一圈回到原點，因為沒有原點了，永遠不可能再發生那種五百本書就撼動一整個世界的事，新的規格、新的計量接管了世界——進步是美好的，但對某些書來說，回想這一場，卻比較像是上了賊船。

於是，今天的書寫者總是得多做點事，或委屈或欣然，隨人不同心性而定——書寫不再只是書寫者一個人的沉靜工作，像朱天心所說「作者好好寫，讀者好好讀」那樣極可能不夠了（但這仍是最恰當的，我們仍該當它是一個理想）。這裡比較尷尬的是，由於這「額外」的純粹數量補充基本上是面向著嘗試性的讀者和錯誤的讀者，這一定相當程度扞格於書寫者本心、扞格於書的真正可能內容，所以很多真話不好說了，或至少只能輕輕的、含混的說，往往還得把最重要但可能最不安全最冒犯人那部分話語藏起來（這兩種話語重疊性之高非常驚人而無奈），免得第一時間嚇走他們，同時，書寫者也得學會書寫之外的其他種種本事，乞援於其他行業的專業技藝（表演業、政治業、公關業、廣告業……），讓自己更多知多能。

也就是，書寫不再是傾盡所有竭盡全力，而是控制力道。

滴水穿石的，我們很可能慢慢淡忘了，乃至於抽走內容的改變了這個書寫者最本命的、反求諸己的尋求和詢問——書找尋它的讀者，找尋的方式原是遴選和認出，每一本書彷彿都有它獨特的音頻，只有同類、只有某些人接聽得到，如同我們稍前所說的「在人心和人心之間熱切的傳遞」，如同月光下海面上浮起的鯨魚用歌聲召喚牠的同類；讀者原是非常珍貴的，甚至是難得的，用較浪漫的話來說是，這是和你一樣心懷同一個問題，看向同一個世界、聆聽同一種聲音，並作同一種夢的人，這部分，也許你的家人、你三天兩頭相處交談的所謂親友都不見得能夠，所以小說家阿城講，他是寫給那幾個「遠方厲害的朋友」看的。

然後，一本書究竟需要多少個讀者？或者說，剩下多少個這樣的讀者你仍願意寫？而且有責任有義務得寫？

有點像是《舊約》日子裡的耶和華，這世界、這城還剩多少個義人的下限就可以不擊毀它。

一八三五年《民主在美國》的這樁迢迢往事，讓我又想起來這些，復原了這個必要詢問，還附帶給了我喜愛的、堪稱振奮的回答——果然，純就內容和閱讀而言，一本書有五百個讀者就很夠了、太多了，乃至於震動天地海嶽。

好像，就連那些「不斷在人心與人心之間熱切傳遞的東西」都跟著想起來了，看得見了，變得可相信——曾經，這對書寫者而言只是個基本事實，但這兩百年來它不斷被稀釋，被闖進來的人群衝散，被生產線的噪音、被種種叫賣拉客的噪音給蓋住，以至於我們時不時會懷疑它不再了、不這麼來了。而這又實際的關乎書寫能否、應否繼續。

相信這都還在，對我個人非常非常重要，是吧，否則就連號稱萬能的神、連耶和華都受不了，要宣告失敗放棄了。書寫只能就此停止，就連書寫者滿心不捨不放都沒辦法，如果他意識到所有可能性已喪失，如果他徹底的不能再相信世界，如果不值得了，如果就連五個十個義人都找不出來。

我自己的狀況呢？就實際行銷數字而言，台灣已微不足道了（以至於有位極沒品的書寫同業不忘出言譏諷，言下之意是，該自己識趣不要寫了）；在大陸則堪堪還能以一萬冊為基底（總算暫時不必讓出版社朋友老以做善事的方式狼狽工作）。而真正的、符合我並不嚴謹也不苛刻標準的讀者呢？我猜，極樂觀寬鬆的猜想，一百個吧。

其實相當不少（耶和華都只敢奢望十個），也值得認真再寫——至於不達生產條件這個麻煩，事情有輕重先後，有絕不可讓步的和可以想辦法的，我們這裡先確認書寫還值得，再慢慢來想如何讓它可以成立，不管是有效解決，還僅僅只是個緩兵之計。

摘《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禁言、炸號、喝茶，在恐懼中，我們因為新疆走到一起

 在我們根深蒂固的沙文主義意識裡，新疆仍然是「落後地區」，是需要用「先進文化和先進技術」去幫助的地區。這種角度一方面將民族放到「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梯上，直接導致歧視和傷害，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們自身難保，哪裡有功夫去管新疆」的態度。

推薦序

新疆就在我們身邊——禁言、炸號、喝茶，
在恐懼中，我們因為新疆走到一起

《新疆再教育營》簡體中文版翻譯小組

二〇二一年四月，新疆棉事件正在發酵之中，我們所在的一個微信群裡也發生了爭論。那時，有賴於國際媒體的曝光，新疆再教育營的存在已經不是爭論的焦點，但大家仍然不清楚再教育營內的情況，並認為西方的報導誇大其詞。很多人更不相信「強迫勞動」，認為報導背後有強烈的政治動機。同時中國本地媒體鋪天蓋地宣傳新疆棉花的機械化收割、紡織廠的現代化運作，以及工人整潔明亮的工作環境。「哪裡來的強迫勞動？」一個群友質問，「相信強迫勞動的人肯定對中國和新疆帶著深深的偏見。」

當然，我們很容易將他的憤慨和政府的宣傳、封鎖、審查連繫起來，但同時牆外新聞報導的不連貫、不一致、不夠深入，也使人們無法準確全面地理解如此規模龐大和複雜的事件。例如，在缺乏詳盡和深入報導的情況下，就算讀者再有獨立思考能力，仍然很難理解「強迫勞動」的原因、動機、意義和影響，更別提對受害者施予同情、理解和援助了。

正因為如此，《新疆再教育營》（簡中版譯為《營中紀事》）這本書的出版，成為一個重要的節點。在這本書裡，作者仔細分析區域歷史和事件背景，利用深入調查和親身訪談切入問題的肌理，並讓我們體會當事人的切膚之痛。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一系列框架供我們理解這一切背後的意義。這本書直接而雄辯地回答了那個群友的質問：新疆「強迫勞動」是再教育勞動制度下的一種非自由狀態。一些人在營內就被迫勞動，一些人被「釋放」之後，鑲入街道政府管理之下，送入和再教育營相連的工廠裡，不能隨便辭職，不能離開街道範圍之外，同時持續被監視、被壓榨。

所以，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們是一群身處中國、香港和海外的社會議題關注者、寫作者和行動者。自從再教育營的情況遭到曝光之後，新疆成為我們共同關注的焦點之一。所以我們走到一起，翻譯了戴倫．拜勒這本著作的簡體中文版。

可能對於很多簡體中文世界的普通讀者來說，書中所描寫的手機掃描器、檢查站、拘禁營、毆打、電擊、強迫勞動等離生活很遠。似乎發生在新疆的事情只會在新疆，很難想像它們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但事實上，新疆的事情不只在新疆。很多類似的情況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甚至我們自己身上。在這三年新冠疫情之中，針對突厥穆斯林的手段，被複製到新冠患者、密切接觸者身上。他們被核酸、探熱針以及其他技術分辨出來，被協警（輔警）或者大白上門帶走，被關押到方艙和其他臨時隔離點。而更多普通人被封城所困，家庭被打散、無法正常生活、無收入來源、缺乏食物，甚至因無人照顧或者無法就醫而喪命。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處於一個不自由的狀態。和新疆再教育系統類似，疫情作為一個更廣泛的例外狀態被政府宣傳，人民於是被迫接受，但將這兩者結合來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這個系統的運作方式和目的。

即使現在疫情大致結束，但我們生活中已經充滿這些例外狀態遺留下來的技術和制度，從面部掃描到大規模攝像頭監控。而書中所描述的「電話災難」，也由健康碼、行程碼、場所碼通過互聯網大廠的支付寶、微信平臺，深入幾乎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生活中。雖然在新疆使用的「斷網」手段還沒有在新疆以外的地區出現過，但通過手機基站定位，以此查出抗議人士的身分予以逮捕，則在「白紙革命」時期的上海嶄新登場。和書中描寫的一樣，手機名副其實地變成了跟蹤設備。

網絡社群的控制甚至更加嚴格和無孔不入。利用互聯網大廠提供的技術和人力，政府可以對網絡上發布的所有內容，包括文字、圖像、音頻甚至視頻做即時監控。一有違規內容，包括對黨、領導人、國家制度的批評，談論敏感歷史事件（如天安門事件）和人物，特別是傳播突發事件的圖像、視頻資料，都會遭到禁言、炸號，甚至嚴重到喝茶、拘留、被控告和監禁。

所以，新疆的大規模監控和再教育營制度並非遠在天邊不能想像，生產它和它所產生的邏輯正在我們身邊日趨惡化。對於簡體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新疆再教育營》這本書告訴我們它的嚴重性和緊迫性。

然而，我們也難過地發現，在另一種意義上，新疆發生的事情仍然只留在新疆。無論這些事情有多廣泛、多驚人、多殘酷，它們始終無法成為簡體中文世界的注意力焦點。無庸置疑，國家機器的宣傳和封鎖是這種失焦的主要原因，但這不能用來遮掩我們認識上的缺陷，更不能成為我們不作為的藉口。

例如前面提到，大家總覺得新疆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抱著一種僥倖的心態，將它放在一邊。但香港反送中運動、新疆再教育營制度、新冠疫情這一系列事件向我們顯示，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另外，雖然談論新疆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使我們害怕炸號，害怕喝茶，害怕觸犯法律導致牢獄之災。但事實上在「衝塔」（直接批評政府）以外，很多人仍然在摸索那條紅線，在社區裡找出一定的空間來談論新疆，做到在封鎖之中仍然可以把握現實。然而造成大多數人與新疆疏離的原因，是將新疆仍然當成「邊疆」。在我們根深蒂固的沙文主義意識裡，新疆仍然是「落後地區」，是需要用「先進文化和先進技術」去幫助的地區。這種角度一方面將民族放到「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梯上，直接導致了歧視和傷害，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們自身難保，哪裡有功夫去管新疆」的態度。

於是，在這片土地上，被剝奪權力和尊嚴的人們就這樣相互疏遠。工人和女性、性少數和政治反對派、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要麼顧影自憐、不知對方的存在，要麼產生對立、互不信任。即便有「同溫層」可以抱團取暖，但在這個愈來愈原子化的社會中，圈子只會愈來愈小。人們無法相互伸出援手，無法做出有意義的連結，無法團結起來。

而本書，也帶給我們一些關於連結和反抗的啟示。作者戴倫．拜勒深入新疆地區做人類學研究，和他的維吾爾學生及朋友產生深厚的友誼。在拘禁營制度威脅整個新疆時，他不僅親自幫助書中人物出逃，而且還協助建立「新疆文獻記錄」（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以保存證據和令世界知情。更重要的是，他通過本書的寫作，將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回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展現在世界面前，並指出施害者的罪行，鼓勵世界進行追責。從其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作者對新疆和其人民的感情，對人性和正義的信念。就像他在書中所說，正是這種展現人性的行為，穿破了極權系統的高牆。

摘《牆國誌》主權：習近平來拿網際網路了

 習近平的前任督造防火長城，並加以擴張，而習近平謀求比前任更全面地控制網路，實是有跡可循。在烏鎮講話的時候，習近平這中共總書記才幹滿三年不久，但他對自身權力的鞏固，已超越所有毛澤東以來的中國領導人，他是「萬能主席」

主權：習近平來拿網際網路了

是潛規則嗎？中國各地的會議場地都愛用一種黃色圖樣的醜地毯。地毯上的椅子都套了棉椅套，嘉賓就坐在上頭；房間前端是舞臺，臺前有一排寬敞的米色皮面扶手沙發，坐的是特別重要的人物。舞臺上有一座白色講臺，後頭兩塊巨大的螢幕中間空無一物，只掛著一張烏鎮的影像，修圖修得兇。烏鎮是浙江省的一座河畔城鎮，平素冷清，不過二○一五年十二月的這場活動就辦在烏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場，掌聲雷動。習近平穿著招牌深色西裝配紅領帶，他的髮型像是用鞋油擦得黑亮。中國政治人物不分年齡，一概是油頭。六十二歲的他，長相不若往昔，如今略顯臃腫，下巴贅了肉。整場演講下來，他只勉強擠出一次笑容，那時他講到許多年前，他幹省委書記的時候造訪過烏鎮，那時他爬向中國政治巔峰的漫漫長路才剛開始而已。

「歡迎各位嘉賓來到美麗的烏鎮，共商世界互聯網發展大計。」向坐在他面前的諸多世界領袖和獨裁者表達歡迎之意後，習近平說。他話聲低沉，語調平板，偶有捲舌，透露了他北京的出身。他演講四平八穩，常講到讓人昏昏欲睡，然而其中的訊息是不折不扣的基進。接下來的二十五分鐘裡，他號召「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闡述了一套對全球資訊網的願景，〔問題是〕這套願景跟網際網路超過三十年的歷史全然扞格，一旦實現，我們所知的網際網路將會天翻地覆，成了截然不同的新發明。「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習近平說，「要加強網絡倫理、網絡文明建設」。

習近平的前任督造防火長城，並加以擴張，而習近平謀求比前任更全面地控制網路，實是有跡可循。在烏鎮講話的時候，習近平這中共總書記才幹滿三年不久，但他對自身權力的鞏固，已超越所有毛澤東以來的中國領導人，他是「萬能主席」。他的前任刻意扶植共識政治，以避免毛式個人崇拜；習近平不然，他迅速樹立自己凌駕一切、不容質疑〔的地位〕。人們曾經認為他說不定是自由派的改革者，然而他從國務院總理、政府名義上的領導李克強那裡強奪經濟的控制權，鞏固他在人民解放軍中的權威，進而推動無孔不入的反貪腐運動，大規模鎮壓公民社會，掃除對於他「核心領導人」位置的一切威脅。[4]二○一四年，他新封「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組長，習近平要來拿網際網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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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鎮的模樣不像是發表改變世界宣言的地方，它是數百年的老鎮，離上海兩小時車程，人口不足六萬，以中國的標準來說微不足道。風景如畫，氣氛靜謐，遊客來烏鎮古老的石橋上，襯著亭閣和運河邊的粉牆黛瓦拍婚紗照和自拍。近年來，烏鎮引來不同類型的群眾，他們穿西裝，是從全中國搭商務艙聚到鎮上來的政治人物和科學技術人士，來開年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首屆大會還被媒體戲稱為中國的「線上出櫃派對」。

世界審查網際網路最力的國家舉辦這樣的會議，中國老百姓可沒有漏接其中的反諷，他們戲稱烏鎮的聚會是「區域網路大會」。區域網路指的是允許電腦彼此連接的LAN協定，可是這個協定沒辦法讓電腦連往外面的世界。人權團體譴責開幕活動，號召抵制。全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參加這場會議，還有幾個西方的媒體管道不得其門而入，儘管大會主題訂為「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最後卻以尷尬的醜聞收場：本來有一份代表全體會議參與者共識的宣言草案，但與會代表拒絕簽署，草案被迫撤回。這份宣言是三更半夜從旅館房門底下塞進去的，上頭申明各國行使其「網路主權」之權利，此外也宣誓掃蕩線上色情。與會人士只有區區八個小時提出修改建議，更別提在這八小時中，他們大部分都在呼呼大睡，而宣言預定一早就要宣布並簽字。到頭來，主辦方怕與會人士憤而公開抗議，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出此事。

中國之外的觀察家，多是在二○一四年草擬的宣言及其周邊的爭議中，第一次聽聞「網路主權」這個詞。當時這個概念已經提出好幾年了，經過重重中共智庫和期刊消化、反芻，終於上達最頂層的政策制定者處。如今，中國網際網路戰略背後驅動的政策就是網路主權政策，而對現存的全球網路秩序而言，此政策也構成了主要威脅。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二○一○年的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了網路主權。根據吳修銘的說法，該學說在闡述政府控制網路的權利一事上，「遠遠超過其他所有國家的行事規則」。吳修銘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教授，「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一詞是他提出的。最早用上這個概念的中共期刊是跟解放軍關係密切的《中國信息安全》。「網絡主權直接關係國家安全穩定」，該文寫道，並呼籲中國官員對於網絡主權，要竭盡所能「增強意識」。文章續道：

國家一旦喪失網絡主權……將導致國家工業、交通、金融、能源等經濟命脈行業控制系統失靈，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將導致網絡輿情導向失控，引發社會嚴重不安與動蕩，直接挑戰國家政權；將導致軍事信息網絡失控，戰時指揮失靈……出現兵敗國破的局面。

解放軍會對治理網際網路感興趣，這就表露出網路主權論的真面目。網路主權企圖建立的不是全球的網際網路，而是諸國割據（international）的網際網路；不是我們所知道的全球資訊網，而是各國各自維護他們自己國家的網際網路，必要時以武力為之，按照各國認為適當的程度控管國界，設定移民標準。這套學說不惜將全世界都拗成中國，人民使用的是網際網路的鏡像：狀似防火長城外的樣子，只是扭曲了，畸形了。大批審查人員和保護主義的法律支撐著防火長城，在牆內，中國的網際網路用戶在百度上搜尋而非Google，在微信上分享新聞和照片而非Facebook，在阿里巴巴購物而不是Amazon。誠如時任中國最高審查機關、國家網信辦主任的魯煒，在二○一五年農曆新年宴會上告訴賓客的：「我們管好我們自己的互聯網，你們管好你們自己的互聯網，唯有如此……線上空間才有可能真正安全、更有秩序，而且更美麗。」

邊界森嚴，政府嚴格控制，這樣一種對網際網路的見解，跟網路早期活躍的技術自行其是論者（techno-libertarians）委實南轅北轍。人們打造網際網路的時候，可沒有把實體的地理放在心上，早年大力推動網際網路的人士，對國家或國界也沒有費過心思。一九九六年二月，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的共同創辦人、《連線》雜誌的早期投資者尼可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談到網際網路「無法管制」，正說中世人廣泛持有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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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是率先提倡不受民族國家及其法律管轄的網際烏托邦的其中一人。網際網路的早年裡，活躍的奇人異士和自由思考者比比皆是，而巴洛可能是其中最古怪的一個，你甚至壓根想不到他會廁身其間。

巴洛一九四七年生於懷俄明州的富裕家庭，全家篤信摩門教。滿十一歲之前，他不被允許看電視，滿十一歲之後也只能看宗教節目。巴洛的父親諾曼．巴洛（Norman Barlow）是共和黨的州議員，而約翰．巴洛本人後來也在迪克．錢尼首次競選眾議員時為他主持選戰，後來錢尼正字標記的涉外干涉主義（foreign interventionism）和新保守主義接管共和黨，他就跟共和黨分道揚鑣了。

巴洛高中時認識了鮑伯．維爾（Bob Weir），維爾是傳奇的加州搖滾樂隊「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的創團成員。兩人畢業後各奔前程，巴洛去美國東岸的維思大學讀比較宗教學，不過他們仍舊密切往來，巴洛還替感恩至死的十幾首歌作詞。[20]大學畢業後，你以為巴洛會去舊金山加入死團，不然就繼續唸已經向他招手的哈佛法學院，結果都不是。他回懷俄明州，接掌爸媽的牧場。

一九八七年時，巴洛已經過慣農家生活了，那一年他註冊了一個早期線上布告欄，叫做「全球電子連結」（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WELL）。WELL是感恩至死的夥伴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創辦的，布蘭德也對網際網路有很多思想上的貢獻，影響深遠。[21]巴洛認為WELL，乃至於整個網際網路，是一種嶄新的社群形式，隔絕於世界其餘部分，不受其貪婪和神經症荼毒。「數位科技……正抹除法律對實體世界的管轄，符控流域①的波動取代法律的管轄，無遠弗屆，說不定還能長久維持無法律的狀況。」他在《連線》雜誌上寫道，接著，他稱許一個他歸功於布蘭德的概念：「資訊想要自由」。這個概念將會成為他們技術自行其是主義者同儕的戰吼。

巴洛宣揚網際網路所帶來的自由，他也貫徹同樣的信念，攻擊那些企圖拴住網際網路的力量，例如美國國家安全局。他曾主張：「人們從事的差不多每一種活動，國安局都一絲不苟地觀察，而且一再阻撓居住在其勢力範圍內的多數人把百葉窗拉上。」這段話可謂有先見之明。一九九○年時，巴洛延攬了在第一波榮景中致富的科技鉅子米奇．卡普爾（Mitch Kapor）和約翰．吉爾莫爾（John Gilmore），一同創辦電子前哨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這個機構致力於「在數位世界保衛公民自由」。不久，矽谷群賢加入三人的行列，而微軟和惠普等大型企業則成為捐款人。電子前哨基金會的律師陸續打了幾宗涉及網際網路的關鍵早期官司，包括史蒂夫．傑克遜遊戲（Steve Jackson Games）對美國特勤局提起的訴訟。法官在本案揭示「電子郵件應獲得至少跟電話通話相當的保障」，確立人民為其通訊加密的權利。

一九九六年，在網路上、十八歲以下兒童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幾乎任何地方）發布「猥褻」素材，就有可能被《通訊規範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CDA）入罪。於是巴洛憤而寫下他的扛鼎之作：〈網路空間獨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這份宣言敝帚自珍到一種荒唐的地步，卻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烏托邦思維。諷刺的是，巴洛口口聲聲說「法律上的概念……不適用於我等」，但電子前哨基金會卻是在法庭上的影響最宏大；該機構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攜手，成功藉由訴訟推翻《通訊規範法案》的數個部分。這是網際網路自由的重大勝利。執筆多數意見書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裁定，在網際網路上，言論應享極其慷慨的保護：網際網路是「獨一無二的媒介……並不座落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但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連上」。

多年後，電子前哨基金會的資深法務大衛．索貝爾（David Sobel）寫道，該案「確立了管轄電子時代言論自由爭議的根本原則」。這場勝利確實令美國站穩網際網路自由的世界領導者的地位，儘管如此，巴洛和其他人先前預測網際網路會成為一個無國界、無國家的地方，結果卻是錯得離譜。早期網路發軔於美國，使用英語，洋溢「自己動手做」並互通有無的文化，但隨著網際網路演變，這樣的文化已經被企業的圍牆花園和自我審查的社群網絡取代了，美國法律對線上言論的保護已經愈來愈不切實際。如今，網際網路比較像巴洛的惡夢，而不是他夢想的烏托邦。

對網際網路抱持懷疑態度的人士，二十年來都把巴洛當成軟柿子罵，然而巴洛的確說中了很多事：「我說過財產權的觀念會分崩離析，」他二○一六年的時候評論道，「就真的崩了。」此外，宣言歷久彌新的影響，還有最重要的，電子前哨基金會的創設，這些對於網際網路自由都有實在〔的貢獻〕。自巴洛敲下他號召世人起身對抗〔審查制度的宣言〕二十多年後，世情顛倒最甚者，還不只是政府對網際網路施行權力確實不知饜足，更在於政府實行權力時採用了科技烏托邦主義者的用語。

繼任的美國總統，從柯林頓到布希到歐巴馬，都推崇網際網路是向世界各處散播經濟與政治自由化的利器。他們口中的網際網路宛若湯馬斯．佛里曼（Tom Friedman）所謂的「撬開社會的胡桃鉗」，這套說法比巴洛曾經拋出的所有東西都來得幼稚、更不符現實。現實往往證明，這套說法反而有礙其支持者提出的目標。這套烏托邦論調在二○○九年伊朗選舉抗爭期間達到高峰，美國政府擺明介入，要Twitter在動亂期間保持在線，不啻坐實德黑蘭和北京的審查機關最深的恐懼。「美國所謂的言論自由，背後是赤裸裸的政治算計。伊朗大選後的動亂緣何而起？」《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如是譏諷。「動亂源於美國發動的線上戰爭，藉著YouTube的影片和Twitter的微部落格，散播謠言，製造分裂，在支持保守和改革派系的群眾間煽動並播下爭吵〔的苗頭〕。」

專家余萬里在谷歌中國潰退後，警告美國外交官不要反應過度，而網際網路正如他所預測，轉變成「意識形態的戰場」。更甚者，從審查機關的角度來看，美國勢力早已大幅超前對手。中國要贏得此役，會需要盟友。

摘_余華《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人民

 我的铭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让我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一个人和一个词汇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词汇，有些词汇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就理解了，有些词汇虽然相处了一生，可是仍然没有理解。

人民

　　我在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写错了，或者说写得不像是“人民”。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后觉得它有点像了；我再次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终于确定自己没有写错。这个词汇就是这样，让我有时候陌生，有时候熟悉。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汉语里，还有哪个词汇像“人民”这样处境奇怪，它无处不在，同时又被人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好像只有官员们还在张口闭口说着“人民”，人民却很少提及这个词汇，或者说正在遗忘它。多亏了官员们的唾沫，这个词汇才显示了自己仍然存在。

　　在过去，这个词汇曾经是那么的显赫。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当时最重要的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这些单个的人民天天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人民当家作主了。”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人民”是和“毛主席”一样了不起的词汇，我刚刚认字的时候，最先学会的就是这两个词汇，然后才学会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父母的名字。

　　年幼的我曾经认为：“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当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我得意洋洋地到处宣布自己的发明，我看到很多疑惑的表情，他们似乎觉得我的发明有待商榷，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反对。那时候人人谨小慎微，只要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从而家破人亡。我的父母听到我的发明时也是这样的表情，他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拐弯抹角地表示：这句话好像没有说错，可是最好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发明，我舍不得不去说，我继续将它挂在嘴边。有一天我突然为自己的发明找到了证据，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在我们心中。”我发挥了这句话，我说：“每个人民心中都有毛主席，毛主席心中有什么？有我们全部的人民。”所以“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我看到疑惑的表情在我们的小镇上逐渐消失，有人开始点头表示同意，有人开始也这么说了。先是我的小伙伴们这么说，接着大人们也这么说。

　　当很多人都在说：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我的危机感出来了，革命的年代里是没有专利的，我发现自己作为发明者的身分正在迅速失去。我到处申明：“这句话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可是没有人对此有兴趣，最后连我身旁的小伙伴们也不承认这句话是我的发明，面对我的据理力争，或者可怜巴巴的哀求，他们个个摇着头说：“大家都这么说。”我开始伤心，甚至后悔莫及，后悔将这个发明公诸于世，我觉得应该将这个“发明永远藏在自己心里，不让任何人知道，独自享用一辈子。则这些年来，西方惊讶中国的巨大变化。历史在中国就像川剧中的变脸，短短三十年，一个政治至上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金钱至尊的中国。

　　当历史转折的时候，总会出现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如此。北京的大学生走出校门，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同时反对官倒。由于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的强硬立场，学生开始绝食，市民们走上街头声援绝食学生。当时市民对“民主自由”其实兴趣不大，吸引他们大规模加入到这个运动中的是“反对官倒”的口号。那时候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虽然改革带来了物价上涨，可是经济稳定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九〇年代工厂的大规模破产倒闭还没有来临，很多任务人还没有成为受害者。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不像今天的社会到处燃烧着怒火，当时的社会仅仅是洋溢着怨气，对一些高官的子女们利用国家的资源发财致富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在反对官倒的口号里聚集了起来。现在看来，当时少数人“官倒”的腐败和今天大规模的五花八门的腐败比较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从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中国腐败增长的速度和经济的增长一样惊人。

　　这场席卷中国的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里很快安静下来了。同年的十月，我再次去北京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天黑之后未名湖畔出现了一对一对恋爱的身影，学生宿舍里传出来搓麻将的声音和背诵英文单词的声音。

仅仅过去了一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彷佛春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政治热情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说标志着从文革以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热情终于一次性地释放干净了。接下来挣钱的热情替代了政治的热情，当万众一心挣钱的时候，一九九〇年代的经济繁荣自然来到了。

　　然后，崭新的词汇铺天盖地而来了。比如经常上网的网民、炒股的股民、购买基金的基民、追星的粉丝、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正在支解瓜分“人民”这个业已褪色的词汇。在文革时期，“人民”的定义十分简单，就是“工农兵学商”，这里的“商”不是指商人，是指从事商业工作的人群，比如商店的售货员。我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让“人民”内容脱胎换骨的分水岭，或者说让“人民”进行了资产重组，原有的内容被剥离，新的内容被置换了进去。

　　从文革开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现实里好像是空的。用现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术语来说，“人民”只是一个壳资源，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内容用它借壳上市。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学生和市民自发地承担起了警察的责任，我想，这样的北京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一个没有警察的城市秩序井然。

　　只要走上街头，你就会感到亲切友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用买票就可以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微笑，人和人之间没有了陌生感。我们常见的街头争吵没有了；平日里斤斤计较的小商贩们，免费向游行的人群供应食物和水；退休的老人从他们微薄的银行存款里取出现金，捐给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还有小偷们，他们以偷盗协会的名义发出公告：为了声援绝食学生，停止一切偷盗行为……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一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城市。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多。可是经历了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大游行之后，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站在广场的一隅，或者站在街头日复一日地演讲，嗓子哑了，甚至说不出声音了，仍然顽强地说着。围观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面对年轻学生稚气的脸，甚至是稚气的话，都是满脸尊重的表情，频频点头和热情鼓掌。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直到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这位当时能够经常见到赵紫阳的著名学者，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人们安静下来，严家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低沉地说：“紫阳住院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体有病的理由住到医院，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或者意味着躲避了起来。严家其带来了赵紫阳住院的消息，那间大屋子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悄悄地溜走，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是落叶在秋风中散落那样离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销声匿迹，直到二〇〇五年逝世，新华社才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发布一条简短的新闻：“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在中国，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长去世，官方的报导也比这条新闻丰富得多。这条新闻里没有介绍这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生平，也没有提及遗体告别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个上访者的群体，却知道赵紫阳遗体告别的日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里最为弱势的“人民”是透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警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遗体告别的准入证，他们就在外面拉开横幅，缅怀和悼念赵紫阳。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

　　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

　　中国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访制度，让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个残存的希望，让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还有清官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清官的期盼超过对法律的信任。

　　这些上访者倾家荡产地东奔西走，梦想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二〇〇四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公布的上访案件已经高达一千万起。这些上访者的艰难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像乞丐一样被警察到处驱赶，还被少数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称之为精神病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人民”，二〇〇五年一月的时候来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了。他们认为赵紫阳是“中国最冤的人”，比他们还冤。他们虽然饱受冤屈，可是还有上访的机会，他们说冤枉的赵紫阳都“无处上访”。

　　五月底我回到浙江，处理完家事，六月三日下午坐上火车返回北京。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听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隆隆响声，车厢里亮起了灯光，我知道黑夜来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场漫长的学生运动就像马拉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可是清晨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接近了北京，我听到车厢里的广播响起，播音员激昂的声音让我明白部队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了。

　　六月四日的枪声之后，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开始撤离。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晨走出北京站时人山人海的情景，当人们大规模撤离北京时，我却不合时宜地返回了北京。我背着旅行袋茫然地走出火车站前的广场，与蜂拥而来的人群不断相撞，我意识到自己也会马上离开这里。

　　我是六月七日离开的，当时因为上海的一列火车被烧毁，京沪铁路的交通暂时中断，我计划坐火车绕道去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回到浙江老家。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辆雇来的平板车上，沿着长安街前往北京站。几天前还是沸腾的北京，几天后已是满目冷清的景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些烧毁的汽车还在冒着残存的黑烟，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一辆坦克驻扎在挢上，炮筒威风凛凛地对着弱不禁风的我们。到了北京站，在拥挤的售票窗口互相推搡，费尽力气终于买到了站票，那时已经没有座位票了，进站时受到执勤军人的严格检査，确定我的脸不像通缉令上所有的人像后，才放我进去。

　　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全是逃离北京的大学生，人和人挤在一起几乎都没有了缝隙。麻烦的是，火车驶出北京一个小时后，我必须去一趟厕所，我使劲往车厢厕所的方向挤过去，挤到一半的路途时，我知道挤过去也没有用了，我听到有人吼叫着使劲拍打厕所的门，可是厕所里也挤满了人，里面人的喊叫着说门无法打开。我只好将尿憋了三个小时，到了石家庄我立刻下车，出站后先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当时石家庄的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打了一个请求援助的电话，这位主编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讲述之后说：“现在这么乱，你那里都别去了，住下来给我们写小说吧。”我在石家庄住了一个多月，心猿意马地写着小说。

　　最初的时候，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缉令上的大学生，而且是以滚动的形式反复播出。这样密集的滚动播出，以后只有在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拿到金牌时才会出现在电视上。我身处他乡，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被捕大学生茫然的表情，听着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电视的画面完全变了，没有了抓到通缉学生的滚动画面，也没有了得意洋洋的解说。虽然抓捕行动仍然在进行，可是电视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画面：我们的祖国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播音员的声音，一天前还在慷慨激昂地控诉被捕学生的种种罪行，一天以后就变成了喜气洋洋地歌颂祖国昌盛的腔调。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事件从中国的媒体上销声匿迹，就像赵紫阳的销声匿迹一样，以后我也没有看到过有关它的片言只语，好像这个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它被彻底摒蔽了。即便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春夏游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后来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无暇回忆往事。二十年过去以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出现了，就是在今天中国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说：“听说有过很多人的游行。”二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相信历史的记忆不会转瞬即逝。我想，参与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每一个人，不管今天是什么立场，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铭心刻骨的感受。

　　我的铭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让我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一个人和一个词汇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词汇，有些词汇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就理解了，有些词汇虽然相处了一生，可是仍然没有理解。

　　“人民”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它是我最早认识和最早书写的词汇，其后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流连忘返，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和响彻在我的耳边，可是它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内心。直到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一个来自深夜的经历终于让我真正理解了这个伟大的词汇。

　　当我和这个词汇有了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相遇，我所说的不是语言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相遇，而是人生经历里的一个真实的相遇，一个去除了所有理论和定义之后的活生生的相遇，然后我才能够告诉自己：“人民”这个词汇不是空的。因为我曾经见到过它有血有肉的模样，见到过它心脏的强烈跳动。

　　我对“人民”的理解，并不是来自于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大游行，而是发生在五月下旬深夜的一个小小经历。当时的北京已经戒严，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守卫起了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以及所有的立交桥和地铁出口，阻止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边十里铺的鲁迅文学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骑着一辆各个部位都会发出响声，可是车铃不响的破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骑车回到学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的北京，中午很热，可是深夜就冷了。我记得有一天中午出发时，因为太热只是穿着一件短袖的衬衣，到了深夜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骑车从广场返回学校，冷风迎面吹来，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和破自行车的每个部位一样抖动起来。我骑车在路灯熄灭的街道上，月光为我指路。我愈往前骑车，愈是感到寒冷。在逐渐接近呼家楼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浪在黑暗里轻微地涌来，随着我继续往前，热浪强烈起来了。

接着，我听到远处有歌声在飘扬过来；再接着，我看见远处有灯光在闪烁。然后惊人的场景出现了，在热浪滚滚而来时，我看到了灯火通明的呼家楼立交桥，桥上桥下有一万多人守卫在那里，他们激情满怀，在夜空下高唱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坚定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肉之躯可以阻挡部队和坦克。他们聚集在一起热气沸腾，彷佛每个人都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这是我生命里重要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光应该传得比人的声音远，人的声音又比人身上的热量传得远。可是在我二十九岁的这个深夜，我发现自己错了。当人民圃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传得比光要远，而他们身上的热量传得比他们的声音还要远。我终于真正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

摘《上一堂最好玩的韓國學》台灣的濁水溪，韓國的蟾津江

 在《薯童謠》這齣韓劇當中，武王與善花公主的政治悲劇，不但是新羅與百濟多年恩怨情仇的政治縮影，也是韓國地域政治對立的最佳寫照。然而，韓國在內部雖然地域對立如此嚴重，但是，一旦面對來自外國的壓力，或是來自北韓的軍事威脅，韓國人卻能立刻拋棄地域的成見，全民一致團結對外。

台灣的濁水溪，韓國的蟾津江

　　在歷史上，新羅與百濟的長期對峙，到了二次戰後化身為民主（全羅道）與威權（慶尚道）的相互對立；同時在統治者於經濟上的刻意壓抑下，形成進步（慶尚道）與落後（全羅道）的鮮明對比。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自從一九九○年民主化之後，就一直以濁水溪為政治分界，呈現北藍南綠的特殊現象，兩大政黨壁壘分明，也阻隔了統派與獨派，讓這兩種政治路線無法水乳交融。因此，濁水溪不只是台灣南北的地理分界點，也是一條切割台灣政治意識的鴻溝，更是台灣政黨勢力難以跨越的楚河漢界。

　　多年來，民進黨屢屢想以綠色執政、品質保證，拉攏中間選民橫跨濁水溪卻不可得；國民黨也多次以農民年金、全民健保，攏絡廣大的中南部選民但卻從未達陣。台灣是如此地小，但是地域對立的圖騰卻又刻畫得如此深。地域對立如同一座大山，不只是現實的分隔，也形成台灣「一邊一國」的特殊景象。

　　其實，地域對立並非台灣特有的政治景象，與我們鄰近的韓國，也有一條蟾津江，千年以前，它分隔江東的百濟國與江西的新羅國；千年之後，它也隔離著江東的全羅道與江西的慶尚道。韓國地域對立的歷史，不但比台灣還要悠久，在韓國人剛烈民族性的作祟下，衍生的政治分歧甚至比台灣還要嚴重。

　　地域的對立，讓韓國的全羅道與慶尚道雖然近在咫尺，卻讓韓國政黨政治形成涇渭分明的保守與進步兩大體系，沒有第三政黨存在的空間。

　　韓國地域政治產生的原因，有過去三國時代歷史恩怨的造化，也有戰後威權時期，軍人專政對異議者迫害的遺緒。歷史的分裂，是韓國地域對立形成的溫床，而朴正熙對全羅道的屠殺，則是韓國地域分裂的催化劑。

　　從歷史脈絡來看，不論是過去與現在，韓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韓國在西元前十八年至西元六六○年，有長達將近七百年的時間曾經分裂為高句麗、新羅與百濟等國家，史稱三國時代。它們為了爭奪經濟資源，不但屢次兵戎相見，也彼此相互討伐。

　　其中，便以新羅和百濟兩國之間最為嚴重，而新羅國便位於現今的慶尚南北道（西邊），百濟國則是位於現在的全羅道（東邊），兩國軍事勢力相當，僵持不下。到了西元六六○年，新羅國卻引進外兵，聯合當時的中國唐朝，出兵併吞百濟。百濟亡國之後，百濟人便開始四處飄零，從此百濟與新羅便形成世仇。

　　再從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史來看，一九六一年韓國軍事強人朴正熙發動政變，推翻李承晚的文人政府，開啟長期的軍人威權統治，在他長達二十八年的統治期間，朴正熙一方面積極發展經濟，創造漢江奇蹟，另一方面卻也殘酷的鎮壓反對人士，屠殺政治異議人士。

　　弔詭的是，朴正熙出身於慶尚道，而當時極力反對朴正熙軍事統治的異議人士金大中，卻是出身於全羅道，冥冥之中似乎有所安排。金大中不只反對朴正熙政權，還多次出馬參選總統挑戰朴正熙，朴正熙便派特務軍警四處捉拿金大中。一九七三年金大中在日本東京大皇宮飯店密謀準備革命，於是朴正熙便派遣韓國特務，遠赴日本綁架金大中，準備把他丟到海裡，意圖製造意外死亡。後來，因為美國政府的介入，金大中才幸運地撿回一條命。戰後朴正熙與金大中之間的政治鬥爭，彷彿就是三國時期新羅與百濟相互討伐的翻版。

地域政治對立，最終變成血腥鎮壓

　　採取強人獨裁統治路線的朴正熙，在一九七九年遭到他的部屬，中央情報局局長金載圭刺殺身亡，朴正熙過世之後，長期遭到鎮壓的全羅道便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示威抗議遊行，而接任的另一個軍事強人全斗煥，為了要立威，一方面宣布擴大戒嚴令，另一方面派遣軍隊進入全羅道首府光州，進行血腥的武力鎮壓，造成數百名學生傷亡，而金大中也被逮捕，並以密謀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死刑，史稱「光州事件」。

　　韓國軍人政府在「光州事件」當中，殘酷地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拉大全羅道人民與當權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之後全羅道卻也成為推動韓國政治民主化的溫床。

　　在經濟方面，由於全羅道人民長期反對軍人政府，因此，朴正熙在一九七一年開啟重化工業建設時，便刻意忽視全羅道的發展，全力集中建設他的故鄉慶尚道。例如，韓國最大的現代造船廠，以及浦項鋼鐵廠便位在慶尚南道；另外朴正熙在建造從首爾到釜山的南北縱貫鐵路時，也刻意避開全羅道，這讓全羅道一直成為韓國經濟發展最為落後的地區。

　　在統治階級方面，在韓國極度講求地緣、血緣及學緣的傳統文化下，韓國的執政者一向只信任同鄉的人，因此，在朴正熙執政時期，他所任命的高級官員，幾乎都是來自於慶尚南北道，甚至包括之後繼任的大統領全斗煥、盧泰愚等，都是慶尚道出身。

　　在歷史上，新羅與百濟的長期對峙，到了二次戰後化身為民主（全羅道）與威權（慶尚道）的相互對立；同時在統治者於經濟上的刻意壓抑下，形成進步（慶尚道）與落後（全羅道）的鮮明對比。韓國的地域對立，竟在政治民主化後全面爆發，並在選票的分布上，開花結果。

　　而現今韓國的地域對立到底有多嚴重呢？一九八八年韓國首次舉行總統選舉時，代表統治勢力的盧泰愚，在他的家鄉慶尚道獲得九二％的選票，但是在全羅道卻拿不到八％。到了一九九七年，這種地域對立的投票結果更是懸殊，當時代表長期被迫害者的金大中在他的家鄉全羅道，獲得將近九九％的選票，但在長期執政者的故鄉慶尚道，卻只拿不到五％的選票。

　　從過去以來，台灣所謂的北藍南綠，其選票分布也只不過是七比三，國民黨在民進黨的大本營台南市雖然居於略勢，但至少還能獲得近三成的選票。而在韓國，地域對立所造成的選擇性投票的差距，卻是將近九比一。可見韓國地域對立的撕裂之嚴重。

　　由於慶尚道與全羅道的長期對立，讓韓國首都首爾的所在地──京畿道，在歷次總統大選當中，常常成為左右選舉勝負的關鍵，也就是無論是代表進步勢力，亦或是保守勢力，只要任何一方能夠在京畿道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誰便能夠勝出。京畿道彷彿成為左右選舉勝負天平上的小砝碼。

《薯童謠》，韓國地域政治對立最佳寫照

　　很多人應該看過一部古裝韓劇《薯童謠》，以韓國高句麗、新羅及百濟的三國時代為背景，劇情描述百濟國第三十代國王薯童崎嶇坎坷的一生，也訴說薯童和新羅公主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這部宮廷政治大戲，彷彿是百年來新羅與百濟兵戎相見的縮影。

　　《薯童謠》的主角，百濟王室繼承人薯童從小不知自己生父是誰，母親又因為政治鬥爭而被殺害，因此，為躲避政敵追殺，薯童便隱姓埋名，跟隨宮裡研製器物的技師逃亡到新羅，因緣際會下成為新羅王室的技工。薯童憑著過人高超的技術，引起新羅國善花公主的青睞，兩人陷入情網，但由於新羅與百濟兩國長期敵對，擁有百濟王室身分的薯童與新羅公主的交往，將會讓薯童及百濟技師們陷入危險當中。

　　之後從母親留給他的象徵百濟王室的遺物當中，薯童逐漸得知自己的王室身分，而後也開始他一段崎嶇的抗敵平政之路，最後也終於在百濟貴族的推舉下，成為百濟第三十代國王武王，而新羅的國王也將善花公主許配給百濟國王薯童，多年世仇的百濟與新羅，在政治聯姻下終究歸於和好，並成為軍事同盟國家，共同對抗強敵高句麗。

　　然而，新羅國王之所以願意讓善花公主嫁到百濟，主要是要善花公主竊取百濟的農業技術，並安插更多新羅人到百濟擔任高官，意圖進行政治顛覆，而善花公主卻不願背叛自己的丈夫，拒絕執行新羅國王的命令。但是，日後此事卻被薯童的政敵知曉，要求薯童以間諜罪名將善花公主處死。但是癡情的薯童不但拒絕殺害自己的妻子，並為保護皇后，決定和新羅全面開戰，歷時十年，薯童在戰爭中占領了不少新羅的領土，高奏凱歌。但善花公主卻也因目睹兩位親人之間的戰爭心力交瘁，最後病死在薯童懷中。

　　在《薯童謠》這齣韓劇當中，武王與善花公主的政治悲劇，不但是新羅與百濟多年恩怨情仇的政治縮影，也是韓國地域政治對立的最佳寫照。然而，韓國在內部雖然地域對立如此嚴重，但是，一旦面對來自外國的壓力，或是來自北韓的軍事威脅，韓國人卻能立刻拋棄地域的成見，全民一致團結對外。

　　反觀台灣，我們在民主化之後，在內部，朝野彼此政治對立，處處相互杯葛；對外時，更是統獨意識、親中親美路線吵成一片。如此鮮明的對比之下，我想這應該是近年來韓國能夠快速崛起，而台灣卻一直原地踏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