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談到香港未來在政治上會走向何方時，每個人各有不同主張，但所有人都同意香港不可能獨立建國。在二○一一年以後，香港獨立雖然依舊不太可能成真，但這個曾經是禁忌的想法卻逐漸進入主流的政治討論。從一九九七年開始，香港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統轄，而統治中國的共產黨絕不會允許這座城市獨立出去。況且香港也沒有自己的軍隊，連食物和水源都必須依賴中國，這讓獨立建國更顯縹緲。
就連縹緲一詞都不足以描述香港獨立的難處，因為光是這個想法本身就威脅著東方明珠的自由。自一九九七年開始，中國便以「一國兩制」的原則統治香港，允許這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以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權利，這些都是中國其他地方所不存在的自由。然而，中國共產黨對於違背國家統一的行為非常敏感、絕不寬貸。因為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是以國家統一的敘事為基礎，強調英國從一八四二年開始殖民香港，直到一九九七年才正式結束統治，將這座城市的主權移交給中國；上百年的列強侵侮終於結束，中國人終於站了起來。利用香港寶貴的自由宣揚脫離中國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注定一無所獲，只會引起北京的忌憚，並讓中央政府有絕佳的藉口進一步緊扼這座城市的咽喉。
然而，如果上面這些假設都錯了呢？如果香港獨立並不是瘋狂的妄想，而是人們反省過去二十年來香港政治發展所得到的結論呢？如果投入「香港獨立運動」的理論家和社運人士，並不是高舉著某種注定失敗的怪奇理念，而是超越過往的主流論調，在繁茂的討論中探索這座城市的未來呢？而且，如果這些理論家和社運人士其實比中央更了解中央呢？
本書是一份挑戰狀，要求各位讀者認真看待香港獨立這個經常被輕視的主張。但本書絕不只是挑戰狀，正如香港的理論家和社運人士絕對不只把獨立當成是對中央政府的挑釁。我當初會被香港獨立吸引，是因為這份在二○一一年崛起的理念讓我有機會直接觀察民族認同怎麼形成，這對於研究族群和民族認同理論的人來說實在是難得的良機。而我最一開始研究的課題是，為什麼人們在十幾年前還難以啟齒談論的「香港民族」會在這個時間點躍上檯面？我花了將近十年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並在二○一六年開始接觸鼓吹獨立的社運人士，進行田野調查，花了許多時間研究我一度覺得完全不切實際因而不屑一顧的想法和理論。
在這段日子裡，我發現從我對香港民族主義的研究固然可以發展出一個討論族群的意義，或是討論民族主義的學術理論，但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資料本身就匯集了各種創見，甚至是新穎的理論，足以顛覆我們對香港歷史、香港認同、港中關係，乃至於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的認知。1因此，除了分析香港的民族想像、了解民族認同是如何形成的，本書也會介紹幾個主要的香港民族主義流派，讓讀者看見獨立運動人士眼中的世界，理解他們對香港和中國研究有何意義。
所以說，本書雖然是一份挑戰狀，但也沒有那麼挑釁。在香港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知識份子和社運人士花了十多年的時間進行過各種細緻的討論，提出過各種理論，這些豐富多元的思考都值得我們細心了解。香港獨立很容易被當成是不切實際的理想，既然如此，為什麼仍有越來越多人對這看似不切實際的理想懷抱熱望？這個問題不僅有趣，也確實值得我們了解，而答案或許會完全改變我們對香港政治樣貌的認知。
從「一國兩制」到「異國兩制」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英國統治後，香港殖民地的主權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中，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六月三十日的交接儀式上，中共主席江澤民說：「值此莊嚴的時刻，我向回到祖國懷抱的六百多萬香港同胞，表示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
時間來到二○一七年的同一天，上百人聚集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校園裡舉行著一場氣氛迥異的活動，他們來此是為了哀悼香港在二十年前落入中國統治。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站在寫著「中國殖民廿載，香港終必重光」的大字報前，帶領著群眾高喊「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香港人」和「香港獨立」等口號。
二十年前沒有人想得到這一幕。一九九七年的移交是以中英雙方在一九八○年代討論出的「一國兩制」原則為前提，但由於兩國的協議從未諮詢香港人民的意見，一國兩制原則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就飽受質疑，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政治愈發獨裁，也讓這種擔憂顯得更加合乎情理，人人都懷疑北京會不會信守承諾，讓香港保有《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承諾的自由？ 儘管有這些擔憂，一九九七年實施的一國兩制似乎真的保存了不少香港獨有的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公民權利和出版自由，一方面將這座城市納入中國，另一方面又讓其留有原本的特色。看到一國兩制成功限制北京的干涉，又維持了實質的自治，香港人開始相信這十年來對於「香港淪陷」的悲觀預測只不過是誇張的危言聳聽。
只是隨著時間推移，政治、法律、媒體和社會制度相對開放的香港開始不斷和中國高壓的政治文化產生拉扯，當初的悲觀預測如今反顯得過度樂觀。二○○二年，港府推出了國安法草案，該法條威脅到香港的言論、新聞、結社自由與法治，讓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反對該草案，這還是香港開埠以來頭一遭。二○一一與一二年，又有一群學生發起行動，抗議政府要對香港幼童推行愛國教育，灌輸具有中國特色的狹隘意識形態。二○一四年，經過了數十年延宕，《基本法》保障的普選權終於實施，但前所未有突如其來的「占領中環」行動讓整個市中心癱瘓了七十九天。
在政治張力不斷加劇的局勢下，嶺南大學學者陳雲在二○一一年花了許多力氣將自己的文章修訂出版為《香港城邦論》一書。陳雲的文章裡談到，香港一直被人們想成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或是屬於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這些標籤都沒有準確捕捉到這座城市的歷史經驗和現有文化。陳雲提出，香港其實是一個城邦國家。這個說法乍聽之下平平無奇，也不大可能徹底改變香港政治的面貌。但陳雲提出城邦論的目的，是為了借用歐洲的城邦傳統，為整座城市和人民勾勒出不同於中國的獨特文化。這種區別可以讓人們在討論香港的未來時，不再認為香港必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開始著眼於「香港」這個政治體。陳雲的做法為這座城市對政治的思索帶來了真正的典範轉移：香港人對香港未來的想像逐漸超越了「一國兩制」這個折翼的理想。
從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開始，這個羽翼初豐的民族想像就在香港政治和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爪印，各種觀點、出版品、抗議運動、政黨和殺雞儆猴的政治清洗，都隨著它的振翅四處飛揚。各所大學的學生紛紛編寫特刊，利用最新穎的後殖民理論和最前線的國際法研究，提出「香港人」是個擁有正當自決權的民族 。
新聞網站和線上談話節目也紛紛串連起來推廣港獨理念，扭轉了人們對這座城市裡每個生活片刻的思考和討論。在政治領域上，香港民族黨也公開提出「建立香港共和國」這個目標，提倡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抵抗殖民統治。有關香港獨立的學術和大眾著作也迅速增加，爬上每一間書店的書架，帶著人們回顧這座城市的獨特歷史遙望其獨特的未來。甚至還出現了一個相對邊緣的訴求，也就是主張香港根據國際法應該回歸英國。儘管政治願景多采多姿，但每個香港民族主義者都清楚意識到一國兩制已經失敗，他們需要想像「異國兩制」的可能性。
這些發展帶出了兩大類亟需探討的問題，而本書正是為了這些問題而寫。第一類問題是針對香港以及這座城市在中國統治下的政治和文化困境：我想知道我們該如何解釋，為什麼從一九九七年以來，特別是從二○一一年以後，香港的身分認同和政治局勢會劇烈轉變？為什麼香港民族主義這個曾經是禁忌的想法會在此時崛起？「香港民族」這個一度不見天日的概念在香港民族主義者眼中有什麼意義？而他們對這座城市提出的種種觀點又是如何普遍流行的？中央政府又如何回應這些發展？最後，這些討論對香港政治前景以及跟中國的關係又會有什麼影響？
第二類問題則是從更廣、更大、更人類學的角度來思考新的民族認同（ethnic-national identity）如何形成。我想知道社運人士是如何想像和實踐「香港民族」這個新的身分認同？從這個正在建構中的民族認同之中，我們能否發掘民族認同建構的基本過程？從這些積極重塑民族想像的思想家身上，我們又能對港中關係有怎樣的新理解？
在本書中，我會試著基於這十年來的研究回答這些問題。從二○一一年《香港城邦論》問世開始，我就一直在追蹤香港民族主義的討論，有時甚至會跳下去參與，直到中國在二○二○年試圖用《國安法》將這些討論消音。這十年雖然短暫，卻非常充實，新知識與舊權力在一連串出乎意料的發展中激烈對抗，改變了這座有七百萬人居住的城市，無論政治、文化還是社會運動都徹底換了一副模樣。
同時，所有曾經參與這場對話、開口討論過香港獨立的人，生命也都徹底改變了，包括我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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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的結論中，我回顧了最近在港中衝突中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從二○一九年的反《送中條例》抗爭，到北京在二○二○年強硬實施《國家安全法》這個前所未有的決定。從這些發展可以看出，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討論已經深深影響了這座城市的政治與身分認同，無論北京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抹滅。而這些討論與分析，對於我們理解港中關係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