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作戰行動是一種全面性、超限制性的作戰，是「中國安全戰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智庫二○四九計畫的研究，政治作戰是一種代替武裝衝突的手段，旨在以有利於中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目標的方式，影響外國政府、組織、團體和個人的情感、動機、客觀推理和行為。中國的政治作戰超越了傳統的「統一戰線」和「聯絡工作」，例如建立支持中國並「分裂」敵人的聯盟，以及包括公共輿論／媒體戰、心理戰和法律戰的所謂「三戰」模式。中國的政治作戰還包括直接使用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脅迫性、破壞性攻擊等積極手段。
政府官員和學者應該使用政治作戰的精確術語，用來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規模惡性影響力行動。如果不能正確定義它，將會混淆中國正在與美國及其夥伴國家和盟邦進行政治作戰對抗的事實。易言之，如果未能理解這場戰爭的本質，將嚴重削弱民主國家對威脅的概念和實施正確反制的能力。若無法立即糾正上述缺失，最終也將導致美國反制中國政治作戰行動的必然失敗。
更值得注意的是，必須認識中美政治制度上的根本差異：政治作戰是中共常態性的業務運作方式；而在美國，這樣的行動則需要特殊的權限和監督。中國的政治作戰行動，包括常見將傳統和非傳統手段相結合的方法，亦即將典型的影響力作戰與間諜活動、祕密行動和暴力行動等國家功能合而為一。
中國的政治作戰影響力武器庫包括：先前提到的統一戰線和「三戰」行動，以及宣傳、外交脅迫、假訊息、公開和隱蔽的媒體操縱、積極手段、混合型作戰，以及公共外交、公共事務、公共關係、文化事務活動和「包圍式灌輸」（indoctritainment）。
以下是對中國主要政治作戰概念武器化的簡要概述。
超限戰
中共在《超限戰》一書的框架下進行其政治作戰行動，該書於一九九九年二月由兩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上校喬良和王湘穗所發表，他們皆任職於廣州軍區政治部。這本書儘管在學術地位上也許不如解放軍的《戰略學》和《戰役學》，但對中共的高階戰略思想影響甚鉅。
這兩名上校寫道，超限戰「代表隨時可以使用任何方法、任何地方的訊息，任何地點的戰場⋯⋯任何可以和其他技術結合，因而有系統地打破戰爭和非戰爭、軍事和非軍事之間的原有界限」。 《超限戰》一書建議中國應該使用「非對稱作戰」來攻擊美國，並運用「非軍事方法，例如法律戰（即使用國際法、制度和法院仲裁來限制美國的行動自由和政策選擇）、經濟戰、生物和化學戰、網路攻擊，甚至恐怖主義等方式，擊敗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
這本書在中國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和讚譽，但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之後，許多美國的親中學者和商界領袖聲稱喬良和王湘穗的觀點「屬於中國思想的『非主流想法』，他們的想法應被屏棄」。這些說法明顯與事實不符，而且此種論述本身就是中國政治作戰的一環。這兩位上校後來都晉升軍階了，並受到中國政府軍事和民間媒體的讚揚。
無論有意無意地，這些美國學者和商界領袖都在支持一個「由北京高層領導者監督、精心管理的、祕密的、大膽的『公共關係』和形塑輿論的作戰」。
三戰
「三戰」是中國政治作戰的傳統基礎，包括公共輿論／媒體戰、心理戰和法律戰。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教授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A. Halper）將「三戰」描述
為，「構成另一種戰爭形式的動態D作戰程序……更重要地，對於美國計畫人員來說，這種武器具有高度詭詐性。」
美國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埃爾莎．卡妮亞（Elsa B. Kania）指出，「三戰」的目的是「控制主流論述，並以一種有利於中國的方式影響人們的看法，同時損害對手應對的能力。」中國政府對美國和其他國家進行的此類操作，旨在「控制公共輿論的『關鍵時間點』，組織心理進攻和防禦、進行法律鬥爭，並爭取民意和公共輿論。」這最終「需要努力統一軍民思想，將敵人分化為不同派系，削弱敵人的作戰能力，並組織法律攻勢。」
根據卡妮亞的說法，「三戰」作戰的主要目標包括：「控制公共輿論、減弱對手的決心、情感轉化、心理引導、瓦解（對手的）組織、心理防禦和法律限制。」 哈爾珀舉了一個中國可能運用「三戰」對付美國的案例：
如果美國的目標是在特定國家獲得（美國海軍）港口通行權……中國將使用「三戰」影響公共輿論、施加心理壓力（例如威脅抵制）、提出法律挑戰，所有這些手段的目的都是為了營造使美國目標難以實現的不利環境。
公共輿論或媒體戰
公共輿論／媒體戰是使用公開和隱匿的媒體操縱手段，來影響大眾的認知和態度。根據解放軍國防大學的文獻內容，媒體戰「係利用公共輿論作為武器，藉各種形式的媒體進行宣傳，以削弱敵人的『作戰意志』，同時確保己方戰鬥意志和百姓與軍隊觀點的一致性。」 公共輿論／媒體戰「利用所有影響和塑造公共輿論的手段，包括電影、電視節目、書籍、互聯網和全球媒體網絡，以引導和影響敵對國家的輿論方向。」
正如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羅斯．巴貝奇（Ross Babbage）所指出：「中國經營的《中國之聲》《新華社》和數百家出版社，這些媒體再輔以通過量身定制的當地媒體、強大的社交媒體功能和網路戰，將一切都聚焦在特定目標國家所遭遇的當前問題上。」不僅如此，「北京政權所屬機關更每月資助那些刊登親北京立場報導內容的諸多西方與開發中國家的報章雜誌社，包括美國、澳洲和英國等。」
公共輿論／媒體戰還運用「包圍式灌輸」，諸如帶有宣傳性質的熱門電影，如《戰狼》等電影就是例證。此外，北京還拉攏許多西方電影業界人士。依據美國前副總統邁克．彭斯的說法，「北京經常要求好萊塢以非常正面的角度描述中國」， 且「對不這樣做的影視公司和製片人進行懲罰。北京新聞檢查人員會迅速剪輯或禁播批評中國的電影，即使稍微的批評程度也不容許。」重新製作的《紅潮再起》（Red Dawn）「經過數位化編輯方式，使反派角色從原本的中國改為北韓」，而《末日之戰》（War Zone Z）則刪除了「劇本中提及某種病毒的內容，因為它提及病毒來自中國」。基於「其國內市場的規模」的考量，中國確保好萊塢避開「中共視為具敏感性的議題」，並製作「以正面角度對全球觀眾，描述中國的軟性宣傳電影」，如《長城》（The Great Wall）。
心理戰
美國國防部將「心理戰」定義為「向國外閱聽大眾傳遞選擇性資訊和指標性訊息，以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客觀推理，並最終影響外國政府、組織、團體和個人行為的計畫性行動。心理戰的目的是誘使或強化外國人，產生有利於心理戰發動者目標的態度和行為。」
中國的心理戰運用包括「外交壓力、謠言、假消息和擾亂行為，以表達不滿、伸張霸權，和傳達威脅」。 根據中共國防大學的各種文獻記載，北京的心理戰戰略包括「結合『心理攻擊』和『武裝攻擊』……攻守並用，以進攻為優先⋯⋯同時使用多種形式的力量。」在軍事行動中，心理戰必須「緊密結合各種形式和階段」，以「加強傳統攻擊的成效」，且「掌握『有利時機』和『攻擊為主』原則，以掌握主動權。」
心理戰還包含軍事演習和低於戰爭門檻的軍事行動，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繞越台海水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戰機飛越台灣和日本的領海、於台海附近的軍事演習以打擊台灣百姓和領導階層的士氣，以及和其他國家舉行軍演，諸如共軍與泰國皇家武裝部隊舉行的聯合訓練演習。
法律戰
法律事務作戰，又稱法律戰，運用「法律的各個面向，包括國內法、國際法和戰爭法，以確保取得『法律原則優勢』，並使敵人陷於不合法地位。」 法律戰運用的工具包括「國內立法、國際立法、司法審判、法律宣告和法律執行」，這些手段通常會交互使用。
中國利用法律戰來加強其對南海領土主權的聲索。例如，中國運用法律戰「高度扭曲對國際法的解讀方式，以反對菲律賓在爭議領土中的主權立場，並否定國際仲裁程序的合法性」；將位於有爭議的西沙群島上的三沙市指定為海南省行政區，企圖大幅擴張中國在該地區的控制範圍。 不僅如此，北京還利用法律戰來阻礙美國在日本和太平洋島嶼海域的軍事活動。
北京當局在法律戰中的使用還包括宣稱擁有治外法權，意味著中國安全機關可以「擴大他們的行動至美國和其他聯盟國家，企圖利用法外治權將國內法的執法範圍擴大到海外」。這種法律戰的行動包括「獵狐行動」和「天網行動」，作法如中國幹員潛入其他國家，「逮捕所謂的華裔貪汙犯和逃亡官員。在這些行動中有一位中國幹員企圖在紐約逮捕一名華裔人士，並利用一架飛往中國的客機偷偷將其遣返回國。」
積極行動
中國政治作戰行動包括間諜活動和祕密、冷戰型態的「積極手段」。正如肯南所指出的，中國重新詮釋了克勞塞維茨著名的格言，「戰爭僅是政治伴以另一個手段的延伸」。許多美國和其合作夥伴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未能認識到這些積極行動，從而危害了自己國家的安全。
本書的後續章節將詳細介紹中國的積極行動策略、技巧和程序，包括間諜活動、賄賂、新聞審查、欺騙、顛覆、勒索、被迫消失、街頭暴力、暗殺，以及使用泰國的人民解放軍和緬甸「佤邦聯合軍」（United Wa State Army，UWSA）等代理軍隊。
這些工具可以用於特定目的，比如在泰國進行「被迫消失」行動，以使流亡海外批評中共的人噤若寒蟬。但這些批評者本身並不是唯一的政治作戰目標，一旦這種被迫消失的相關消息在地主國被公開之後，後果將影響甚鉅。泰國人民和在泰國尋求庇護的中國人會很快知道這個消息，借用美國漢學家林培瑞（E. Perry Link）所創造的一句話，即「巨蟒就藏在吊燈內」（the anaconda is indeed in the chandelier），而泰國政府根本無法保護這些流亡人士免於這些長臂管轄的恐懼。
統戰工作
「統戰工作」（即統一戰線工作）是一種典型的列寧主義政治作戰策略，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s）在俄國革命期間就成功地運用此種策略。在統戰中，共產黨人與非革命分子為了切合實際的訴求合作，例如擊敗共同敵人並爭取他們支持革命的訴求。一九四九年，中共成功運用統戰策略擊敗中國國民黨派系，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撤離中國大陸後，這項統戰策略遂成為「中共思想和實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本書後續章節將詳細介紹，統戰策略是習近平實現他中國夢的「神奇法寶」之一。 它是中共政治作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用於掌控潛在的問題團體，如宗教和少數民族以及海外華人，也是中國對外進行介入策略的重要手段。據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政治學教授安瑪麗．布雷迪表示，中共在國內和對外政策中幾十年來一直運用統戰工作—習近平尤是如此，因為他父親的職業生涯中曾主導中共的政治作戰行動，影響他上任後更加大力度地擴展統戰的工作範圍。
中共的統戰部門負有統戰工作運行的職責，易言之，中國統戰工作是所有中共組織和成員的主要任務。每個中共所屬機構，從國際聯絡部、中央宣傳部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都必須負責從事各種統戰活動；同樣地，所有中國中央政府部門和地方行政當局也必須執行相同的統戰任務。不僅如此，中國國營企業的高管都是共產黨黨員，隨著中共對合資企業管理階層介入程度日益加深，可以合理推斷中國各種商業往來當中，也存在活動頻繁的統戰工作。
統戰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拉攏國際組織。例如，中國利用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HO）和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等機構遂行其政治作戰行動。中國當局於二○一八年承認拘捕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孟宏偉之前，美國司法部被要求調查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是否有濫用他在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的職權，來騷擾或起訴流亡國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和活動分子。 與此同時，WHO被指控對中國隱瞞COVID-導致全球大流行視而不見；截至本文撰寫時，此一大流行已造成全球近一百二十萬人死亡。WHO還完全聽命中國當局，在過去幾年中將台灣排除於世界衛生大會門外，完全違反其創設原始宗旨。
統戰工作也將環保活躍團體列為目標，這些團體已受到中國資金和影響力的滲透。二○一七年五月，《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格雷．魯斯福特（Greg Rushford）揭示了多個環保組織「如何背棄了他們原本的理想，以換取在中國的金錢和在中國境內的通行許可」。魯斯福特的研究點名多個環保團體，其中以「綠色和平」（Greenpeace）最負盛名，其對中國在南海造成重大環境生態破壞的事實不願採取反對立場，特別是中國的挖沙填島計畫；同時還禁止聲援抗議中國在南海大規模的過度捕撈。 在二○一九年十月，麥可．柯翰（Michael K. Cohen）在《政治風險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中揭露了幾個與中國合作的環保團體，讓中國享有生產具重要戰略性稀土的獨占權，而中共更早已將此種優勢作為對付日本的武器，甚至還揚言也會用此稀土作為對付美國的武器。
聯絡工作
「聯絡工作」一詞，主要是中國解放軍使用的詞彙，藉由協同軍事行動、情報和金融活動，支持統戰工作和其他政治作戰行動，以「以擴大或延長國力、軍事手段的政治效果」。石明凱和蕭良其引用解放軍的文獻參考資料，定義聯絡工作如下：
建立軍事聯絡工作政策和規範、籌備和執行對台的顛覆工作；探索和研究外國的軍事動態；指導全軍破敵工作……籌備和指導心理戰教育訓練……進行對外軍事宣傳工作；負責國際紅十字會相關聯絡工作及與軍事相關的海外僑務工作。
就解放軍聯絡工作以美國為主要目標對象而言，政治作戰專家麥可．瓦勒（Michael Waller）的報告指出：「中國官員經常透過精心策畫，扮演『好警察／壞警察』等兩面手法，直接對準美國民意，企圖一方面訴諸合作夥伴的感性訴求，同時另一方面直接以不惜一戰的恫嚇威脅。這種『和戰兩手策略』主要針對五個目標對象：美國的一般大眾、影響輿論和決策者的媒體工作者、商界菁英、國會議員，以及總統及其核心團隊成員。」
聯絡工作同時也運用情報蒐集和分析，以創造並擴大利用敵國政府內部的衝突與分歧，尤其針對其軍事部門內部更是優先事項。為了達成上述目標，聯絡工作必須「透過交流與外國軍事高層保持密切聯繫與合作關係，並藉由宣傳以及戰略、作戰和戰術層級的心理戰行動，影響台灣和其他外部受眾的看法。最後，聯絡工作也針對其他試圖「影響中國內部意見」的國家進行反制。
「顛覆行動」—更常被稱為中國術語中的「瓦解工作」，是友好聯絡工作的相反詞。據石明凱和蕭良其表示，意識形態顛覆是用於破壞「聯盟、社會和國防部門間的政治凝聚力」。政治作戰行動以個人或團體為目標，尋求發現並利用敵人在政治和心理上的弱點，然後運用宣傳、欺誘和情報來「動搖意識形態、心理和士氣，以瓦解對手的抗敵意志」。
聯絡工作還包括對抗敵人政治作戰行動中的祕密顛覆破壞行動。中共認為任何外來作為「想透過和平演變、宣揚普世價值並促進『西方民主化』且削弱中共的控制權」都是祕密顛覆破壞行動。因此，會採取諸如限制媒體採訪和監控網路等心理防禦措施加以反制。
公共外交和軟實力、銳實力
某些學者將政治作戰與「公共外交」混為一談，並不是正確的作法。公共外交是在透明條件之下，透過媒體管道和公共交往，所進行的國際政治宣傳行動。它在目標和意圖上與政治作戰有所不同。雖然公共外交旨在影響廣大人民的意見，但政治作戰則有計畫地操弄目標國家領導人、菁英階層和其他有影響力的人士，以破壞其戰略、國防政策和更廣泛的國際規範。公共外交運用吸引方式，而政治作戰則採強迫手段。
另外也可以透過「軟實力」「硬實力」「巧實力」（smart power）和「銳實力」等專業名詞，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中國的政治作戰。前兩個名詞是國際關係和國家安全的常見詞彙，已經使用超過二十年了，第三個名詞則在二○○九年左右開始流行，而第四個名詞則在過去幾年才被學界使用。
軟實力一詞是由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創，係指溫和、非強制性的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等影響力。奈伊假設，全世界多數國家都希望像美國一樣，因此有助於美國形塑世界。據中國政治學學者李世默的說法，「對奈伊而言，美國軟實力的基礎是自由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和人權等基本價值觀。」
在國際關係領域，軟實力單純指「某個國家藉由自身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經濟，甚至軍力的吸引力，去影響其他國家的政府與人民」，這種行為通常是經由說服而非壓迫來達成。相對而言，硬實力是透過威脅手段，諸如表達將採取軍事攻擊、封鎖或經濟杯葛。後來出現的巧實力同樣由奈伊所創，係融合了運用「硬實力和軟實力工具組合的巧妙策略」。易言之，也就是同時使用「紅蘿蔔」與「棒子」來實現外交政策目標。
雖然中國政治作戰行動包含軟實力、硬實力和巧實力等手段，但某些行動卻既不是公開訴諸殺傷或強迫威脅的硬實力手段，也不是溫和的吸引與說服的軟實力方式。中國政治作戰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影響力行動和政治作戰行動，兩者的結合構成了中國的銳實力，這是一種利用民主社會開放性的不對稱作戰形式。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報告進一步指出，與軟實力有所不同，銳實力「主要非訴諸於吸引力或說服力，反倒以離間和操弄為主」。 在開放和民主的國家中，中共的銳實力是有如祕密破壞社會和諧的「特洛伊木馬」。
銳實力可以被定義為：侵略性地使用媒體和制度來影響外國的公眾意見。它之所以「銳利」，是因為被用來「以刺探、滲透或穿透的方式，侵入目標國家的資訊和政治環境」。使用此種手段「未必是為了軟實力作為所追求的『贏得人心』，但最終目的必然是想透過操弄或誤導目標對象的資訊，來影響並改變這些目標對象」。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警告，北京使用涵蓋新聞媒體、文化、智庫和學術方面的大規模舉措，不應被錯誤解讀為「魅力攻勢」或「分享另類想法」或「擴大辯論」。相反地，透過銳實力作為，「一般完全不具吸引力的極權體系價值—鼓勵獨占權力、由上而下的箝制、新聞審查，和以威脅與收買獲得的忠誠等—都被對外宣揚，而受到影響的對象，與其說是閱聽大眾不如說是受害者。」
對某些人來說，銳實力代表了在爭奪輿論戰的另一條新戰線。然而，對那些關注中共自一九二○年代以來所採取的隱匿和公開行動的人來說，銳實力僅是中共換上新包裝的政治作戰一貫作法。
混合型戰爭
北約政治軍事專家克里斯．克瑞米達斯．柯特尼（Chris Kremidas-Courtney）定義所謂混合型戰爭，係指「混合運用傳統和非傳統、軍事和非軍事、公開和隱匿的行動，以統合方式達成特定目標，並將行動保持在正式宣戰的門檻之下。」 就像俄羅斯一樣，中國成功地運用了混合型戰爭，有時亦被稱為「灰色地帶作戰」，以達成其政治目標。
中國和俄羅斯一樣，在其混合型作戰中，運用其「所有類型的經濟、法律、訊息、網路和準軍事手段，以緩慢且模糊的方式達成其目標」。北京一般非常謹慎「不跨越會引發集體軍事反制行動的門檻」，從而降低其侵略性擴張行動所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 例如，中國透過建造人工島嶼（並在其上設立軍事基地）、派遣武裝漁民巡邏其聲稱擁有主權的海域，以及公告防空識別區，逐漸擴大了其對南海的控制權和影響力。中國就是以這種「不費一槍一彈」的方式，控制了大部分南中國海。
不僅如此，中國運用海警和海上民兵以威脅、暴力和海上對峙等方式，對付其他國家的船隻和漁船，這就是混合戰爭的具體作為。 此外，運用諸如緬甸佤邦聯合軍和民族民主同盟軍（Kokang Army）等中國代理軍隊，也是灰色地帶作戰的另一例證。其他例證還包括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和中國網民「五毛黨」（ Cent Army）所發動難以溯源的網路攻擊，都是灰色地帶作戰的例證。
自我審查、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最後，重要的是如何處理「自我審查」現象，和中國社會以「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
義」為特色之間的關聯性。許多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政府官員、學者和商界領袖對中國社會的自我審查保持沉默，甚至有些人嘗試否認兩者之間有任何相關性。這種「沉默」和「否認」充分反映了知識分子的不誠實。了解上述相關性才能夠清楚明白中共政權的本質，如果無法認清問題本質，將使國家層級的反制行動失去對症下藥的正確作法。不僅如此，它還讓中國的辯護者能夠主張以「道德對等性」來捍衛中共的政治作戰行動。我本人曾多次聽到這種辯護：「每個國家都做同樣的事，何必要這樣大驚小怪？」
「但問題是」中國是一個融合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於一體的生存性威脅。根據《韋伯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的定義：
法西斯主義：「一種政治哲學、運動或政權（如法西斯主義者），崇尚國家並常把國家和種族置於個人之上，並支持中央集權的獨裁政府並由獨裁者統治，對經濟和社會進行嚴格管制、暴力鎮壓反對黨；傾向或實行強人獨裁或專制統治。」
極權主義：「由獨裁政權實行中央極權統治。這個政治概念是：公民應完全臣服於國家當局的絕對支配。」
根據這些定義，可以毫無爭議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疑是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結合體，植基於中共的行動、法律和文化。首先，中共嚴重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人民無權反抗統治者的意志，異議人士被壓制，必要時甚至以暴力方式進行。其次，權力高度中央集權，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名義上則是共產主義。第三，國家高於人民，極端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通常是受到歷史上的冤屈或受害者情結的驅使。中國正在克服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百年屈辱」，每天都在敦促中國兒童「永不忘國恥」。
對於將中國稱為極權主義的其他理由，最好由中國人權律師滕彪和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政治學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來解釋。滕彪寫道，習近平的「新極權主義」和毛澤東的「舊極權主義」沒有太大的不同：「在這種貪腐的體制下，普通公民的資產從未得到任何制度化的保障。」從意識形態上來看，「中共壟斷了媒體，為學術研究設立了禁區，實行了洗腦式的教育體制，建立了偉大的防火牆，並因大興文字獄而迫害知識分子。」在法律上，「中共一直藐視法律。黑牢、被迫消失、酷刑、祕密警察、監視、司法貪腐、操縱選舉、強制拆遷和宗教迫害都屢見不鮮。」最終滕彪做出結論，「這些濫用是中共控制體制的一個主要特徵」，中國實行的是一種「精心策畫的極權主義，殘酷而野蠻，但卻不混亂」。
林根在二○一八年九月寫給中國分析師的一封公開信中指出，「最後一根稻草是在新疆實行了明目張膽的暴政，伴隨著極端的監視、極具侵入性的思想工作和在『再教育營』中的大規模拘留。」他還寫道，「在習近平統治期間，專制體制不斷加強，導致了人權律師社群的重大折損，這個社群一直是勇氣和文明的堡壘。」
林根進一步表示，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徵包括「統治是透過恐怖來維持」「統治干涉人際關係中的私領域」「統治是透過普遍無人性的官僚系統執行」，以及「國家在一個獨裁權威下運作」。他接續說，「國家深度介入私人生活，目前依個人行為標準作為獎勵和懲罰的『社會信用體系』，恐怕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習近平「已經拋棄了實用主義，將他的統治包裝成無所不在的中國夢意識形態，具有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特徵。極權主義統治模式的結果是社會生活被瓦解，社區被徹底摧毀。」
林根的結論是他意識到，「『採取』極權主義的措詞來形容中國，存在著誠實的猶豫。人們對中國社會開放曾經抱持希望和期待，但在政治生活和公民社會中，這種希望和期待還沒有發生；相反地，目前是朝著封閉緊鎖的方向前進。我們現在應在我們使用的語言中『承認』這一點。」
儘管有些人認為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術語不適用於中國，但民主國家的大多數主要政府官員和許多學者現在意識到這些術語確實是準確的，儘管他們因擔心遭到報復而猶豫是否使用。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採取了諸多措施來確保審查和自我審查的持續進行。哈德遜研究所報告稱，這些措施包括「拒絕向學者發放簽證和列入黑名單」等強制方法，以及「誘導自我審查的更微妙方式。例如，讓出版商有動機，主動避免出版可能冒犯中國審查機構的書籍，因為中國可以禁止出版品進入中國市場以進行報復」。
與中國的經濟利益考量也可能促使各國實施自我審查，因為「許多美國大學收到中國政府實體、公司和個人的重大捐款」。美國教育部總法律顧問聲稱，「證據表明，大規模的外國資金投入已經導致經濟依賴，並扭曲了太多機構的決策、使命和價值觀。」 僅在二○一七年，美國的大學就從中國獲得超過五千六百萬美元的資金。例如，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在六年內從中國獲得三千二百二十四萬四千八百二十六美元的金錢捐贈」，而哈佛大學「透過合約和金錢捐贈的組合共獲得五千五百零六萬五千二百六十一美元。」 與此同時，美國其他大學則拒絕配合聯邦調查，不願說明他們從中國獲得的收入來源。
孔子曾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意思是「如果名稱不正確，語言就無法符合事物的真相；如果語言不符合事物的真相，事務將無法成功進行」。 現在是時候用正確的名稱：「政治作戰」，來稱呼我們所面臨的鬥爭，而這也正是中共使用的名稱。除了將這個術語加入我們的日常詞彙之外，美國政府和學術界也應該使用「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些術語，來描述當前構成國家威脅的真正本質。現在是時候對「自我審查」和「限制使用」這些與中國相關的用語，開始發起全面反擊！